且看“官帽”营销的五种手段

　　时下，卖官鬻爵成了某些官员经营的一种暴利“行业”。最近被判刑的原山西省翼城县县委书记武保安是继马德之后，脱颖而出的又一个“典型”。他在任县委书记短短8个月时间里，疯狂卖官，非法敛财500多万元。何以使得这一“行业”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买卖越开越兴隆？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大概得益于以下五种有效的营销手段。

　　一是“标价”直销。根据市场行情，每个官位按级别高低、油水大小，都有不同的价码，买卖双方心照不宣，不砍价，不打折，花什么价钱，得什么官职。绥化市的一位知情者介绍，马德卖官小到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大到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各市、县、区内局委办各部门的一二把手，都有童叟无欺的价码，就差插根草标了。“官帽”直销一般都是一对一进行，购买者大多是利用过节、领导住院、外出开会等时机，直接把钱送到家里、病房或宾馆。马德因病住院，原海伦的一位副书记提50万元来医院探望，马德看都没看，用脚往床下一踢，次年这位副书记就被提升为县长。

　　二是“广告”促销。按理说，买官卖官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应该是暗箱操作私下进行，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完成交易。而武保安卖官却先做“广告”，把事情张扬出去，搞得尽人皆知、沸沸扬扬。武保安上任伊始，就利用开会、谈话、检查工作等各种时机把调整干部的“广告”打出来，把要买官的信息传递出去，从而挑起“消费者”的“购买欲”。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大推磨，而且号称是翼城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武保安的“广告”宣传极大地激活了翼城的“官帽”市场，购买者十分踊跃，短短几个月，就赚了个盆满钵满。

　　三是“中介”推销。每个卖官者的身后，都有一个类似“中介机构”的组织为其寻找客源，代收钱款，完成交易。这个组织的成员以配偶、子女、亲戚、朋友、司机、秘书等关系非常亲近的人为主，可谓林林总总五花八门。马德住院一周，收了240万。一位送钱的县委书记说，是马德的秘书通知的：“马书记病了，你们也不来看看？”武保安的妻子王临凤那句“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概是在数钱数到得意之时发出的肺腑之言。此言一出，不胫而走，一时间几乎覆盖了全国各大媒体。另一个中介典型当数专门从事跟踪、盯梢、探挖他人隐私的陈仕松，此人与原浙江省瑞安市委书记叶会巨结成了政治与经济的“利益共同体”，为其卖官鬻爵充当走卒，被人称为“地下组织部长”。

　　四是“网络”传销。老百姓有句俗话叫做“柳条穿王八，一串一串的。”用这句话来形容卖官窝案，似乎比较恰当。马德卖官案牵扯了265人，武保安卖官案也涉及了253人。这么多人是怎么卷入的？他们都和马德、武保安有直接接触、且私人关系密切到了送钱买官的程度吗？我看未必。大多数人还是通过传销的方式，间接完成交易的。马德在为自己辩解时强调“自己收钱也是为了送”。可见，在“官帽”市场兴隆的地方，从上到下已经形成了一张无形的“传销”网络，形成了上级“发展”下级，下级“孝敬”上级，这样一个类似传销中上线与下线关系的黑吃黑的官场生物链。

　　五是“拍卖”竞销。为了追求最大利润，对那些有实权、含金量高的重要岗位，往往是采取竞价“拍卖”的方式确定最后人选。谁出的价最高，就卖给谁。武保安在找人谈话时经常使用“这个岗位竞争好厉害，你再考虑考虑其它单位”、“你的实力不行，调整好困难”等爱昧的语言，来刺激“竞拍”者出更大的价码。有个下属看准了某局长的位置，第一次送了10万元，武保安说“这个单位竞争的人很多，不一定能把你安排到这个位置。”这个下属赶紧又送了20万，终于如愿以偿。

　　行文至此，需要说明一点，无论用哪种方法营销，往往都借公平竞争、公开选拔、民主推荐、演讲打分、考察公示、组织研究之名，行暗箱操作、任人唯“钱”之实。党的选拔任用干部的组织原则、程序制度变成了卖官鬻爵的“遮羞布”。只要掀开这块“遮羞布”的一角，就不难发现里边掩盖着独断专行、唯命是从、权钱交易等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和诡计多端的招术。为此，人们还须擦亮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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