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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下五千年”到“上下八千年”


[  中国新闻周刊    更新时间:2022/10/16  ]     ★★★

鲲鹏计划获奖作者,《中国新闻周刊》杂志社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迎来高光时刻,开始从学界进入公众视野。这项工程迄今20年间,聚焦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两千年,将全国这一时段重要遗址囊括在内,以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深度结合的模式,试图解答一个问题:中华文明是如何起源的?

那两千年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阶段。彼时农业和生产力迅速发展,物质财富急剧增长,社会分化加剧,随之出现国家与王权。依照恩格斯的说法,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时间段内,长江流域的良渚古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等遗址已经出现了相当发达的文化,甚至可以称之为国家。探源工程的初步结论认为,距今5000多年,中华大地迈进文明社会。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说中华文明形成于5000年前,如此高度的文明并非横空出世,更久远的根脉又在何时何地?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系列发现中,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根据当前的考古成果,八千年前后是另一个关键时期,有些学者称之为中华文明的起源。随着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深化, “上下五千年”不仅由传说变为考古学实证,“上下八千年”历史大脉络也逐渐变得清晰。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骨匕。图/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文明起源的迷思

2002年春天启动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牵头,联合20个学科、400多位学者,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进行详细研究。这项工程以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陕西石峁和河南二里头四个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和辽河流域的中心性遗址为重点,得出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大脉络。探源研究中,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难以绕开:到底什么是文明?

长久以来,全球考古界以三个要素作为判定文明的标准:冶金术、文字、城市。上世纪80年代,“文明三要素”随着风行一时的英国考古经典著作《最早的文明》影响至中国。而这三要素是西方从两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炼出来的,那是全球现代考古学的发轫之地。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模式与两河流域和埃及不尽相同,同样的要素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涵义,因此“文明三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


浙江良渚遗址群文家山墓葬中布满玉器。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个直观的例子,就是冶金术在东西方的不同意义。在西方,青铜冶炼技术发明后被大范围用作生产工具和兵器,推动了农业发展和战争升级;而青铜冶炼技术自西亚传入中国后,与中国发达的制陶工艺相结合,被广泛用于礼器制造,铸成了花样繁多的青铜器。即便在高度发达的中国青铜时代,铜器并未对农业发展作出明显的贡献。

所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确定中国的文明起源标准。这一标准必然建立在中国考古发现基础上。其中,浙江余杭良渚古城、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等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尤其是良渚古城,在30年的时间里,考古人陆续发掘出高等级墓葬、祭坛、宫殿、水稻、城墙、大型水利工程等,一个距今五千年前后的发达聚落完整浮出水面。

在这些发现的基础上,2018年,探源工程专家组将文明标准定为四条:生产力方面,农业和手工业有相当程度发展;社会明显分化;出现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出现王权。后来,国内学者又陆续提出一些看法,但国家、城市、王权、阶级分化这几个要素重合率颇高。

当然,不同的观点依然存在。


2010年,河南二里头遗址考古人员为墓葬绘图。图/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说,多数考古学家眼中的“文明”,基本是西语中Civilization一类词的翻译,一般以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论断为据,多数情况下,将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当做大同小异的同一件事来研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冯时则从中国传统来认识“文明”,《易传》《尚书》中的“文明”一词,本意是经过内心德行修养表现出的“文德”,是将人从动物世界分离出来的精神追求。因此,文明社会的状态,应该是“人类以修养文德而彰明,而社会则得有制度的建设和礼仪的完善而彰明”。

概括来说,关于文明的认识,一种观点重视社会发展程度,而另一种观点重视文化成就。

韩建业赞同将两者结合起来,他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所拥有的“高度发达、长期延续的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的综合实体”。这一观点强调,应该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区分开来,文明形成以国家社会的出现为标志,而之前还有很长的起源过程。

有趣的是,不论按照探源工程提出的文明标准,还是中国传统文献的文明概念,两种观点的部分学者在八千年文明起源这个坐标点上达成了一致。


在辽宁牛河梁遗址发掘现场拼对陶片。图/牛河梁遗址发掘与研究课题组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如此总结他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的认识:中华文明距今万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进入文明社会,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权巩固,2200年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区分文明“起源”和“形成”两个概念,是文明探源研究的一项创举。他希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下一步深化,就是继续上溯至八千年,进一步探究文明起源阶段。

韩建业认为,距今八千年前,中国大部地区出现了秩序井然的社会和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产生了较为先进复杂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包括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以及天文、数学、符号、音乐知识等。这些思想观念和知识系统传承至今,构成中华文明的核心内涵。更进一步说,当时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已经初步交融联结为一个雏形的“早期中国文化圈”,有了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因此,八千年前已经迈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步。

八千年大脉络

文明的起源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从自然环境来看,八千年前是宜于繁衍生息的时期。距今八千到六千年是气候大暖期,当时黄河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长江流域,长江流域的气候类似今天的华南。

得益于温暖湿润的气候,农业发展迅速,稻作农业从长江流域向北传播到淮河流域,粟作农业在黄河中下游及燕山南北得到普及。这一时期遗址里的石铲和骨铲,表明农业已从刀耕火种发展为耜耕农业。农业发展使得人们定居下来,人口增长,村落增加,手工业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八千年前一道亮眼的曙光,无疑是中原地区的贾湖遗址。


山西师村遗址考古发掘现场。图/国家文物局

上世纪80年代,贾湖遗址出土了一系列惊为天人的文物,比如刻划着符号的龟甲,有的字形与甲骨文几乎相同。贾湖遗址打开了人们的视野,原来八九千年前的生活并非原始与落后两个词便可概括,时人已经拥有堪称丰富的精神生活,甚至有了精妙的乐器。

贾湖并非唯一的高地。差不多同一时期,其他地区的族群也在向文明进发。比如浙江浦江县的上山遗址,距今一万年,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驯化稻。除了水稻之外,上山文化的其他现象也颇值得关注,比如占卜、制陶技术等,浙江义乌桥头的上山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了距今9000~8500年的卦象符号。长江中游洞庭湖西南,距今7800~7000年的高庙遗址出现了大型祭祀场和精美的白陶祭器,早熟的宗教祭祀和空间观念逐步形成……

到距今六千年前后,文明化进程开始加速。黄河流域的粟黍向长江流域传播,水稻则向北传到汉水流域和黄河中下游。此时人口、聚落显著增多,形成中心性聚落,如河南灵宝铸鼎原遗址群,出现了数个规模达百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2019年至2021年,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庞大的中心性聚落。聚落修建了环绕的壕沟,宽约4米、深约3.5米,是后世护城河的雏形。军事防卫已成必须,意味着聚落之间出现了战争,这也是社会复杂化、聚落中心化的表现。考古工作者还从泥土里挖出了六千年前的石雕和陶雕,形状像桃核,其实是对蚕蛹的模仿。这些蚕蛹雕塑是中国目前最早的蚕蛹形象,加上出土的桑科花粉,考古工作者推断,此地先民已经开始养蚕缫丝了——这是丝绸起源的重要线索。师村遗址作为一只可供解剖的麻雀,反映出了六千年前后一座“大城市”的样貌。

到了距今5500~5000年,各地区相继正式进入文明阶段。此时社会复杂程度与六千年前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山西陶寺遗址(局部)。图/国家文物局

最近发现的一处此类遗址,是中原地区的河南巩义双槐树遗址,距今约5300年。在2013年至2020年的持续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面积达117万平方米的都邑性聚落遗址,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一些考古学者认为,这个中原文明核心区——河洛地区出现的遗址,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材料。此前30多年,长江中下游良渚古城和西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的发现,让中原地区在这一时间段相形见绌,产生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的疑惑。双槐树遗址被认为是打破“中原洼地论”的一个证据。

老牌“明星”遗址良渚古城和牛河梁遗址的发掘至今仍在持续。近期国家文物局发布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进展中,牛河梁遗址又公布了新的成果。在考古学上,牛河梁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证据之一,颠覆了中原文化大一统的传统观念。由此证明,中华文明并非从始至终都是中原主导,5000多年前各地区分别迈入了文明时代。在文化交流与融合进程中,中原文明逐步形成并扩大领先优势,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主导,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多元一体”至今仍是核心框架。

越久远的历史越飘渺,土壤里留存的证据也越发稀疏残缺。还原先民从八千年前走到五千年前的艰辛历程,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对过去无穷的好奇心,也可以更准确地回答: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

不论八千年文明起源是否能得到普遍认同,回望八千年前发生了什么,无疑是有意义的。它在更长远的尺度上,让我们观察人类社会的进化,也在感性层面上启发我们,虽然我们的生活与远古先民已经迥然不同,但也有些东西亘古不变。

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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