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信欺诈与智力退化

　　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极大方便的同时，必须接受两种无法避免的消极后果。其一是，技术本身具有冰冷的工具属性，且技术面前人人平等，它在方便好人的时候，也会一视同仁地方便坏人，因而任何人都必须做好准备迎接随时可能“方便”到来的坏人所制造的“不方便”；其二是，尽管技术总是人类中少数聪明人的产物，也总能体现并上升为人类的整体智慧，但对于个体性存在的大多数人来说，运用技术并不等于运用智慧，相反，运用技术越多，对技术依赖程度越高，则越容易远离智慧，部分人甚至会因此变得智力退化，而即使“智力退化”自然伴随着不方便，我们也必须接受。

　　尤其当一种新技术出现时，以上事实会更加显著。手机短信便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作为无线通讯技术的一项派生技术，手机短信的技术含量并不是很高，但它在短短几年内制造的社会影响力却大得惊人。如果说“短信经济”这个词从宏观角度表明了短信技术不可替代的“方便性”，那么“短信欺诈”这个词则从微观角度传达了短信技术不容忽视的“不方便性”。考虑到已被发现的利用短信技术实施欺诈的行为本身技术含量并不很高，甚至比其他欺骗手法还要弱智，而受骗者却可成规模这一事实，前文所说的“智力退化”问题就凸显出来了。

　　近期出现的信用卡消费类型的短信诈骗，更是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骗子们能够仅靠一种被证明相当弱智的手段，且一成不变地从一个城市骗到另一个城市，这实在令人气愤，也相当令人郁闷。气愤之一当然是骗子的猖獗及骗术的传播，气愤之二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有关警方抓到骗子的报道。郁闷的是，各个城市均有受骗上当的人。在如今媒体和通讯极为发达“方便”的时代，骗子利用了这种“方便”，而普通大众在防骗方面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少“方便”来，这似乎是一种讽刺。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竟对短信技术本身产生抵触情绪，呼吁有关方面针对这一技术制定一些限制措施。不管是来自民间还是官方，面对短信欺诈问题发出希望通过政策或法律手段对短信业务进行管理的声音，从情感上可以理解。但只把板子打在技术及提供这一技术的运营商身上，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这种声音似乎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前提，即欺诈何以存在。短信欺诈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欺诈一样，是一种社会行为，这些行为虽然都会基于一定的物质手段而存在，但包括短信技术在内的物质手段并不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于全社会的诚信观念的缺失和诚信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法治环境的不健全。如果忽视了这一前提，仅关注外部性的欺骗手段和技术性问题，其结果只能是按下葫芦又起瓢，不仅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还会对社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短信欺诈只是利用了一种新兴的通讯媒介，而欺诈本身并非什么新鲜事物。短信出现之前，欺诈也曾利用传统的通讯手段，比如书信邮件和电话。即使不使用任何通讯工具，只是通过最基本的语言工具，欺骗依然可以实施。这说明欺诈并不依通讯技术而存在，也不因技术的进步而进步，它只不过是因穿上了技术的外衣而显得“进步”而已。真实的情况却是，人们越来越依赖于技术并因此导致了智力退化，使得欺诈变得相对容易了一些罢了。当欺诈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越来越容易得逞时，不少人开始对现代技术提出质疑，并试图通过行政或法律手段对其进行不适当的限制，这既是一种行政依赖和立法依赖的表现，也是智力退化的一个佐证。

　　当然，依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对新技术进行适当规范，使其更好地发挥方便于人、有利于社会的作用，是十分必要的。但更为重要的是，生活于技术之中的人，应首先习得科技理性，并不断加强自身的市场理性和法制理性，使自己随着技术的进步变得更加智慧，从而可以轻松地应对各类欺诈行为，并理性地利用手中的法律武器打击犯罪，使社会不断走向和谐发展的道路。如果在技术进步过程中变得智力退化，以至于成为技术性欺诈的牺牲品，那就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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