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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任正非、宗庆后、雷军、龚宇彼此有个共同点是……


[  正商参阅    更新时间:2019/10/5  ]     ★★★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诚品书店创始人吴清友、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爱奇艺创始人龚宇、得到APP创始人罗振宇及米未传媒创始人马东等人,看似没有交集,但其实有个共同点,他们全是在40岁左右创业。

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

1984年,40岁的柳传志创业,下海经商,开始打造联想。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柳传志表示,“如果40岁的创业者,也跟20多岁创业者在知识、阅历上一样的话,是难以成功的。40岁后创业者在之前的工作中对某个行业深入了解,做到高管级别,再出来创业,就容易成功。关键要看这个创业者在40岁之前都做了什么事。我在40岁之前,经历过很多历史阶段,有了这些经历,我知道做企业要很努力,但是我不做牺牲品。我有一套方法来衡量自己做的事对不对。”相比年轻创业者,40岁创业人群被低估。他们才是创业大潮中真正“低调”、高净值的人群。对于41岁至50岁的人群来说,他们的社会资源更丰富,职场发展可能也更容易遭遇“天花板”,在双重力量的驱动下,他们走上创业之路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低。

一米八的高度,身材挺拔,浓眉、英气,说起话来充满激情的苗峰,在2018年末刚刚过完自己40岁的生日。“创业”是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他觉得自己所创立的公司——商越,刚刚成立五个月,还不足以谈“经验”。不过,他已在企业服务市场工作16年,而且只在两家极具代表性的公司工作过。

2013年之前的11年,苗峰在中国最大的企业级软件公司用友网络达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潮,他曾是用友最年轻的副总裁,负责大数据平台业务,2011年获“海淀区优秀青年企业家”称号。2013年,苗峰加入阿里巴巴。刚刚入职,他感到了“快”的冲击;面试时,他的工作方向是负责天猫开放平台搭建,前往杭州任职的高铁上,因为公司架构调整,这个业务就消失了。“那我还来吗?”他不确定地问阿里负责招聘他的人,“来!改做天猫O2O。”对方回答道。就这样,苗峰从天猫、1688再到后来出任阿里巴巴和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的合资公司“五阿哥”的CEO。他经历了阿里巴巴疯狂而快速的文化洗礼,并驾驭了这种节奏。

商越创始人苗峰

在工作中,苗峰逐渐发觉企业客户存在数字化采购上的需求,这是一个值得创业的领域。“伟大的时代,干有意义的事情,创业尽管很累,但是要愉快,不要苦逼。”他如是评价这次创业。多年前在用友一起工作的老同事银杏谷资本合伙人郑雨林,成为商越的投资人。在德勤负责过大公司采购咨询的高级经理程序成为新公司首席业务架构师。中欧商学院读书时的老师陈威如成为公司的首席战略官。苗峰对创业的颗粒度要求极高——所有创始团队成员必须是行业“老鸟”。从去年10月开始创建,到11月份正式运营,商越在前五个月中,集中攻克大客户,目标是为10亿到1000亿营收的企业提供采购数字化解决方案,再通过SaaS(软件即服务)的策略,给企业搭建专属的采购商城,连接供应商和采购需求。在被称为“资本寒冬”之季的2018年底,商越确定了银杏谷资本、赛意投资、峰瑞资本、鼎聚投资的3900万天使投资意向,并在2019年正式完成融资。

40岁的创业,就好像积攒了好几个季节的大坝之水,一下子喷涌而出。一面是经验、资源、激情;另一面是应对客户的挑战,对安逸生活的放弃,甚至要疏于对家庭的“担当”。40岁的创业并不容易。2018年,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一项研究,在美国增长最快的前0.1%的企业中,创始人平均年龄为45岁。与30岁的创业者相比,一名50岁的企业家创立一家成功企业的概率是前者的1.8倍。而通过IPO或收购成功退出的企业创始人,平均年龄为46.7岁。

PierreAzoulay,BenjaminJones,J.DanielKim以及JavierMiranda四位作者,2018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成功创业者的平均年龄是45岁”,他们运用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集,分析了美国2007年至2014年期间270万家初创企业创始人的年龄发现:公司成长最快(公司雇员数量的增长速度)的这些创业者建立自己公司的平均年龄是42岁。此外,高科技创业者建立公司时的平均年龄也在40岁出头。这一调研甚至发现:40岁创业者不乏在软件等行业中出现,更是垄断了石油与天然气以及生物技术,这些行业的创业者,平均年龄接近47岁。对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索斯、谢尔盖·布林以及拉里·佩奇等的研究发现:公司市值的增长率在这些创始人中年时才达到了顶峰。例如,乔布斯是在52岁,而贝索斯是在45岁。

年轻创业者和大龄创业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不同?“效率对一个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现年40岁的颜场创始人马月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些20多岁的创业者,觉得自己非常强,负担了公司的所有事情,但从全局来看,其实推动得比较慢。在团队的包容度上,年长的人包容度更强。”

在一个创始团队中,如果合伙人只是起到协助作用,合伙人会感受不到成就感,公司不是大家共同的梦想,可能会存在合伙人退出的结局。颜场facepower(含义为face面孔+power能量磁场),通过线上+线下对接高颜值的网红和商业品牌,为网红提供展示和广告效果的平台。通过减少传统推广渠道对明星自身利益的抽成,打造一个让艺人和明星可以更大程度获得收益的渠道。马月曾在2006年创立美空网,也曾经历过迷茫期,明明事业发展还行,留不下来人,他感受到挫败。他进一步解释:“作为CEO,你看这个东西不行,就想参与进去,陷到细节里面,就出不来了,就没有全局感了,全局一直失控。”2012年,他离开了美空网。

颜场创始人马月

现在,他更清楚问题所在。他比较,40岁跟20岁在创业上的区别是,40岁做事情更有效率,会请更优秀的合伙人。因为自己的体能会下降,不如找更有经验的合伙人。20岁什么都愿意自己做,想做全能型的CEO,可能不太会在团队上花过多的精力。“当你觉得自己的年龄大了,体力跟不上后,有时候示弱反而是一种能力。你自己做不了,反而会花时间找有能力的人去做。这是胸怀问题。”马月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

还在创业的马月,用“在坚持”形容自己的状态。父亲曾经对他说:“别做了,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赚钱,你太累了。”家人认为创业、融资有太多不稳定的状态,对于一个40岁的人来说,并没那么多机会可以继续闯荡。这种焦虑也会传达给马月,甚至会让他不想回哈尔滨老家。“20岁创业是想了就去做,失败无所谓。40岁以上的创业,考虑的事情比较多。但是,创业不能在心里有年龄的这个限制。40岁以上创业者如果觉得自己只有这一次机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合格的创业者。”马月认为。

“创业这个事儿,我发现是幸运和不幸运交叉出现。也许先是幸运,后面又都是问题、痛苦。每次都是小惊喜和一大串问题相伴。你要解决问题,无路可走。”这是马月的感觉。曾有一位一线明星是他的投资人,因为项目不顺利,明星担心影响自己的声誉,就不让马月对外提及投资关系。“开始觉得被明星投资很幸运,但仍会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做人做事,真的是一不小心就会做错。我们很幸运,也很有挑战。”马月解释。之所以坚持创业,除了相信自己所做事情的价值,还在于马月的性格天生喜欢学习。“身边总有优秀的人,因为接触到比自己优秀的人,从一个圈子走到另外一个圈子,不断生存学习,不断改变。”马月说。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著作《给40岁的崭新开始》写道:40岁后最重要的一种心态是,保持初学者心态。凡事都能直率地向人低头请教,遇上初次耳闻的事也能单纯地感到惊讶。那些看上去永远年轻、生气勃勃的人生前辈,正是因为明白“处于初学者心态”有多么重要。

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投资人、宇沃资本美国董事长黄征宇对比不同年龄段的创业者,认为投资人的偏好和选择并没有绝对的答案:“没有所谓的40岁危机或是中年危机,年龄本身并不重要,但很多时候有几样事情会影响到创业。例如,行业经验,对行业和技术的深刻认识。如果是颠覆传统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经验也会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其次,创始人能够承受多大的风险,90%的创业是失败的。年纪大不代表无法抵抗风险。但是大龄创业者在工作时间、工资回报上与年轻创业者有所不同。”黄征宇特别提醒一种现象,创业公司进入成熟期后,如果创始人较为年轻,一般会有成熟的CEO或高管被引进入公司管理层,这在Uber、Facebook、Google、滴滴等企业中都显而易见。柳传志也提醒:“你要想突破,得有顽强的生命力,足够的经验阅历,要会思考,分析各种情况。人的素质是不一样的,年岁固然重要,大部分人要了解自己在已有的岁月中积累了什么。”

《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的40岁以上的创业者,包括从事大数据安全的志翔科技创始人蒋天仪、儿童思维训练平台火花思维的创始人罗剑、专注于声音降噪技术会听声学创始人虞安波、向大型物流企业和车队提供综合管理与服务解决方案的G7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翟学魂等人都不约而同提到,对于大龄创业者的优势主要有三,第一,更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其次,有着丰富的阅历、资源;第三,有资金储备,心态更好。

对比年轻创业者的学习能力和成长速度,蒋天仪感觉没有压力,“我一点压力都没有,我觉得我们的执行力甚至更强。年轻人的优点是精力更旺盛,但是在技术底子,市场底子,眼界各方面的积累,我们是有绝对自信的。所以如果从学习这个绝对值来说,年轻人的加速度可能会比我们快一点,但总体的体量上,我们的积累毕竟是在那儿。年轻人以后会逐渐赶上来,但我们也同样还在保持学习和前进,不是一个停滞的状态,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年轻创业者有着明显的优势,则是体现在有更多的试错机会。
“年轻的创业者,他不怕失败,有很多试错的机会,这是优点。对于年岁大的我们而言,如果只是50%的可能性,不见得会去做。要有至少60%的可能性,我们才会去做。好处是稳定,坏处是可能会错失良机,就看你的眼光准不准。”蒋天仪认为。

《论语·为政》有云“四十而不惑”,人到40,方才不再怀疑,不再为外界所迷惑。40岁的创业者会有着怎样的故事?最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初心的追求。在中国的创业史上,40岁以上的创业者们不在少数。90年代,第一批大龄创业者对于财富和创业的追逐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催化而成。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在《激荡三十年》提及,1984、1987和1993年曾是中国三次下海经商的浪潮。1984年,中科院计算所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传达室里,40岁的柳传志用中科院给的20万元启动资金创业起步。1987年,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承办校办工厂,在42岁时开始创业。同年任正非在深圳,创立华为时已经43岁。力帆集团创始人尹明善在年近50岁的时候才开始创业。20世纪之后的大龄创业者,更多秉承“精英创业”精神,而成为一股暗潮。2011年,55岁的徐小平和49岁的王强,两位老搭档联合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立早期投资机构真格基金。
2012年,正好40岁的罗永浩创立了移动互联网终端设备公司锤子科技。2014年,44岁的李一男成立了智能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牛电科技。2015年,47岁的马东创立了米未传媒。2016年,43岁的罗振宇和联合创始人脱不花、快刀青衣联合创立了知识付费平台——得到APP。人生经历重大变故,也是大龄创业的原因。在创立诚品书店之前,吴清友已取得商业成功,但他在39岁时因为心脏病和死神擦肩而过后,重新思考人生的意义,决定成立诚品书店,并得到了华硕电脑创始人童子贤、宏碁集团创始人施振荣夫妇的支持。已故后的吴清友的故事仍被流传。此外,曾是千万富豪的商人吴胜明、原玉溪红塔集团总裁褚时健,都因牢狱之灾,在年过七旬后开始种植水果,成就了商业传奇。当下,中国最典型的40岁创业者当属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身兼投资人和连续创业者的双重身份,在40岁时创立了小米。雷军在几年前接受《杨澜访谈录》采访时,回答了为什么到了40多岁的时候完全可以享受生活,却选择了风险巨大的艰苦创业道路。

“在2007年金山软件首次公开募股之后,我就算‘退休’了。一大堆朋友拉我帮他们创业,所以我就投了点钱,莫名其妙就成了天使投资人。休息三年以后,我自己有了一种很强的冲动,我上大学一年级就想过办一家世界级的伟大的公司,到了40岁我突然觉得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有点不甘心。所以在40岁,我想再试一下。其实我就是在40岁生日那天决定要去试一下,看看我到底能不能。”雷军彼时的想法是,如果他干不成,至少努力过,但不能试都没试就放弃了。对他而言,创业最大压力不是辛苦,而是“输不起”。今年4月,雷军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上说道,“40岁创业和20岁创业最大的差别是,一上来不认为自己会成功。初期创业一年半隐姓埋名,因为一旦开始运营这个公司,满世界都会关注你,自己压力很大。我跟大家说偷偷地干,这样自己压力比较小,干砸了也没有什么。”在小米开始的早期,没有人相信雷军可以把手机做成,为了取得供应商的信任,他去拜访每一个供应商,甚至在地震核辐射很严重的时候去日本拜访夏普公司。

“不能输的心态会给人很大压力,让你惶恐。即便你有很多经验。”牛文文说道。他所建立的创业黑马服务了10000名左右的创业者,所服务创业企业累计融资超过4800笔,总融资额近2600亿元,牛文文被业界称为创业教父。这位教父出生于陕西省神木县,今年56岁,也是在40岁之后创业的前媒体人,他很早就注意到自己所采访的企业家很多都是在40岁后创业,比如柳传志和任正非等等。这种发现,冥冥中奠定了他迈出自己创业的步伐。

1992年,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工作的知识分子下海创业,包括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等企业家。1999年前后,马云、李书福、牛根生创业。牛文文在采访过程中,见证了中国民营经济领袖阶层形成的过程。作为商业和财经记者,当亲手报道了一个个在中国土壤上所谓从小人物到大人物的成功故事,他很难抚平自己躁动的心情。从1999年到2008年,牛文文在《中国企业家》杂志从记者升任为总编辑,这是财经商业媒体的黄金十年,也是中国民营企业崛起入市,国际化、资本化、互联网化的十年。“你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自己也可以做到如此的成绩。”有一段时间,牛文文感到自己“无所事事”。“2006年前后,我们感觉对企业家的理解、对企业阶层的理解以及对企业全球化、资本化、互联网化的理解,都很通透。有点’志得意满’,但又非常渴望再来点挑战,极为不过瘾。”他这样形容自己当时的感受。

此时还是体制内干部的牛文文,作为副局级干部,心有不甘。他看到江南春用“文化”的方式成功创立公司,他认为自己存在着某种“局限”,他渴望文化人的成功,更渴望用自己曾经报道过的那些封面人物所采用的互联网模式成功。另一位创始人于畅,温文尔雅,声音充满磁性,在创立北京冠德车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前,他已在该领域的外企工作超过20年。2015年,45岁的于畅加入创业大潮。“从2006年到2015年,中国加油站从100家增长到1200家,这中间存在大量的民营加油站,这些业主很难拥有专业的能力去打造一个品牌。于畅创立的冠德车到是一款专以加油场景为主导,为用户解决油站查询、手机移动支付等的应用程序。通过授予分散的民营加油站统一品牌,并提供数据支持分析消费者行为,帮助民营加油站吸引客户。谈及大龄创业者的优势,于畅直言:“我觉得至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经验是投资人看中的。”于畅本人在加油行业常年的工作,对于营销、培训以及这一行特有的人员高流动性等方面,有着自己的经验。

此前在外企任职高管,过往的工作经历给于畅带来的感受是——较长的决策周期,他对比创业前后的状态:“做到一个相对高的职位,仍然觉得不过瘾或者不能够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完全执行到位。在我创立的企业里,不是每一个决定都会是正确的,也会试错,但是可以快速地调整,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难在大企业做到。创业可以做更自主的决策,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可能很小,通过不断地推广,与更多的合作伙伴合作。这个事情最终会对行业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意义对我来讲还是很重要的。”于畅说道。

北京冠德车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于畅

问他,曾在外企拥有较高的薪资,如今却要为创业绞尽脑汁探索商业模式,解决一个个难题,是否适应?“我最近还在跟我们同事交流,怎样才能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一直走下去——团队很重要。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家庭和生活的压力,只有核心团队的坚固才能让公司越走越远。创业团队一定要给大家自由发挥的空间去保持团队的战斗力。”于畅回答。在同样的时间内,于畅感觉创业中的自己学到的东西更多,“业务的不断拓展变化与大公司‘一个萝卜一个坑’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这几年给我的感受就是,作为带头人要有自己的风格外,还要满足员工公司待遇以外特殊的需求。”于畅坦言。经历过寒冬中被投资人“跳票”,也经历过投资人的雪中送炭,太多冷暖让于畅这位毕业于清华和哈佛大学的高材生,收获了学识之外的深刻感悟。“我觉得创业实际上给我带来了人生上的深度体验,包括和你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谈及40岁以后的人生阶段因为创业有何种变化,于畅特别强调,在稳定的环境中,大家往往戴着面具,但创业的工作强度会对人际关系有所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家人对你的理解和支持,以及和单位同事之间的相处都与以往不同。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比较信任的人可能离你而去时,那种内心受到的煎熬,会让你反思自己做错了什么,让你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更深刻。于畅感觉自己并没有太大的心态落差,“在这个过程中,你有享受到一些原来没有的东西,肯定也会失去原来有的一些东西。这是在创业之前就想清楚了的。”他说。

在想清楚开始创业后,40岁创业者的挑战并不少。牛文文有着令人羡慕的发量,甚至比一般同龄人还显年轻。位于北京电通创意广场的新办公室全部打通,开放的空间让远处的同事也能感受到这位老板的激情四溢。“20多岁做错可以被原谅,但40岁就输不起。我们有那么多的资源和经验,我们不能输。”牛文文说。这一场创业变成了两个维度。首先牛文文要挣脱体制,放弃一些福利。其次,他要从媒体人转型成一个服务者的角色,而且这种服务涵盖互联网精神。

牛文文找到陈天桥(盛大创始人)寻觅投资。他估摸一本杂志从头做起来需要花费2000万元,于是就以此为尺度。陈天桥很干脆:“行,那就2000万,但前提说好这个公司是你的,你是大股东我是小股东。”牛文文至今感谢陈天桥:“他是很好的人,也是第一个能够跟文化创业者做到二八或三七分的投资人,此前文化创业者大多只能拿到5%的股份。”

创业黑马创始人牛文文

媒体人出身,却再也不想只做一个媒体人。“我想带着服务基因用互联网的方式,融资上市,做出个赛道来。”他告诉《商业周刊/中文版》。早在2013年底,他就曾接受采访说:“纸媒已经死了。如果不承认死,就没法想到生。”2015年底,牛文文宣布,创业家正式更名为“创业黑马”,成为中国创业者的成长社群。今年,创业黑马搬进了全新的办公室,牛文文办公室旁边的小门直通天台,在那里他和慕名来拜访他的创业者们合照。但即使被常年“膜拜”,甚至在媒体和文化人当中已于2017年完成了创立企业的上市,残酷而犀利的考验,依然灼烧这位大龄创业者。创业黑马2018年营业收入3.35亿元,同比增长81.52%,净利1344万元,同比减少71.5%;而今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4401万元,同比增长67.87%,净利1010万元,同比增长124.54%。

“创业之前,你想好要先做一个小企业,想好如何辞职,如何不做媒体而做服务,如何上市。可是真正开始创业的时候你是跟一个小青年一模一样,一路上遇到的全部是坑:团队坑、产品坑、用户坑,除了困难还是困难。”牛文文说道。2008年之后,牛文文的创业并非一帆风顺,如何提供媒体服务,找到自己的客户——创业者,如何将服务产品化这些都是之前媒体人创业遇到的通性难题。“内容如何产品化,产品如何服务化,它们都是面对创业者的服务产品。”牛文文回看,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完成整个闭环。

“如果服务小微创业者,如何保证盈利和收入快速增长,这类客户又能否支撑资本市场对创业黑马的期待?”当《商业周刊/中文版》将这个问题抛向牛文文时,牛文文的反应很大。牛文文向《商业周刊/中文版》讲述了他当时向内部同事连着问了几个问题的经过:“我问创业人群和中小企业人群是中国的未来,你们信不信?大家说信;我又问他们是有服务需求的,你们信不信?大家也说信。我再问,我们服务这些中小企业是不是有未来的?”牛文文一字一句描述了内心对于商业的逻辑推理,他不仅希望资本市场、媒体能够给予创业黑马商业模式的理解,他更渴望内部、同行者可以和他一样坚信创业黑马服务中小企业的商业逻辑。

牛文文做出了选择。他曾在2017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站在创业者的那一端,我们面临多次选择,当你以投资人的眼光,再有服务心态,看创业者的时候也会居高临下。但如果你站在一个创业者的这一边,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很多很多,这是一个心态和立场的问题。”

“你是否有创业冲动?”统计图

亏损、质疑并非是雷军、牛文文等互联网创业者的坎,在实业中,也同样是常态。如果没有坚持,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余惠勇的创业恐怕也草草结束。创业前7年,余惠勇连续亏了7年。根据百果园官方数据,截止到2017年百果园集团年销售额达到84亿元;2018年销售额突破100亿元。于2016年推出的线上销售渠道——百果园App,月度复合增长率保持在25%以上,实现规模化盈利。

生于1968年,今年51岁的余惠勇是一个连续创业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余惠勇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有蔬菜种植与培育经验的他,带着仅有的400元,在“下海”大潮中到深圳进入水果行业闯荡。生鲜水果连锁模式在多年前是业界空白,百果园成立之初没有可借鉴的案例,早期探索产品标准化的过程充满质疑。“既要生存还要发展,但是资金不足,这个过程非常艰苦,”余惠勇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道,“但这是一个很大的机会,是一个没人干过的事,我喜欢做有挑战性的事。”

一身古风,看起来好似一位艺术家,很难想象年过五旬的他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土地田间的水果从业者。2018年秋,接受采访时,余惠勇正身在新疆吐鲁番,考察供应链。新疆的紧密日程,他首先走访了政府,了解当地的历史、物产。紧接着,拜访当地的水果专业大户、种植户和销售户进行研讨、探讨,然后会提出对产业的看法,再评探地区未来产业的方向。

新疆吐鲁番是中国最适合出产优质水果的地方,比美国加州的气候还要干燥,气温高,温差大,是中国乃至全球最适合生产水果的区域之一。但残酷的现实是,绝大多数的葡萄都很难送到百果园,因为运输达不到标准。这使得一些优良品种在长期的种植中受种植方式的耽误,被埋没,甚至被放弃改种其他品种。“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面临着很大的机会、机遇,需要升级的需求、机会也非常多。每一个地方,只要你肯花时间就会有收获,在给当地带来提升时,就是给我们创造了机会。”余惠勇坚持一年之中的大半时间站在田间地头的一线,他试图改变。“行业存在普通的、共性的问题——忽略了产品的重要性,或者说利用消费者对产品的无知,赚取顾客的钱,而忽略了真正去夯实基础。”他有些激动地对《商业周刊/中文版》说道。

在水果行业,任何一个单品,都难以急功近利。一个地区和品类的布局,要在七八年后才能收获价值。余惠勇选择的是一个难以在短期内获得成功的事业,褚时健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曾想,“褚老74岁创业,投入到水果创业,选择了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业。一个20岁的人,给他10年的时间不难,对40岁的人来说也不难。但对于一个七十多岁的人,选择一个需要十年成功的行业,这太令人敬佩了。”

“水果行业的规律,不会因为是他是褚老而改变。也就是说,成功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付出的时间,不会因为你的年纪而改变。作为一个长者,能够敢于去创新,这也是值得尊重的,因为他所剩的本钱已经不多了,敢于把自己的本钱全部投入某一个事业,这是值得尊重的,”他认为,“凡不是跟着别人走,想要走出一条自己独特的路的创业者,都是值得尊重的。当然,至于成和败那是另当别论的。”余惠勇坚持着自己的坚持:“乐在其中,我不觉得辛苦,反而觉得它很有意义。”

刚刚过去的周末,蒋天仪终于带着全家完成了从美国搬家回国的一切历程。收拾妥当,家里几乎绝大多数的东西全部扔掉,或者送人和捐了。两个孩子,一个十岁多,一个三岁多,也随着爸爸的工作变动回国读书。“创业不光是自己的事情,也是家庭的事情。如果想创业的话,一定要得到家人的全力支持才可以,不光自己要做牺牲,家人也要跟着牺牲。”他诚恳地说,“我特别感谢我的太太和小孩,真的是说实话,创业如果没有家里的支持,你真的是很难的。理解万岁!”

四年前,40岁的蒋天仪,回国创业,创建志翔科技。“技术没有国界,但是安全产品还是有一些国界的。2014年,对网络安全的重视在国内被提升到国计民生的高度,同时国内整体行业的快速发展也带来对安全的极大需求,综合政策、市场各方面因素,我们预判国内网络安全市场拐点将至,爆发式增长即将出现,我们带着多年积累的先进技术能力和丰富行业经验回国创业,将大有可为。”这样的想法让蒋天仪决定放弃高薪稳定工作回国搭建公司。“跟美国和发达国家比起来,我觉得还是回国做这个公司,无论从市场,技术,还是从个人的一些理念来说,都能够在中国做一些事情。”蒋天仪比较。国内的安全技术,跟国际上比起来还是差别很大,一方面网络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各种各样的安全事件频发,对于网络安全的意识正在逐渐加深;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还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整个技术能力相对来说也比较滞后。

新的公司将产品定位在大数据安全的两个方面。

第一是数据的安全,也就是保障核心数据的安全。

第二,用大数据做安全,把大数据技术,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安全领域,来做风险管控等。“如果数据越来越多,数据价值越来越高,企业和机构相应愿意花越来越多的钱来保护这个数据。只要数据的价值在增长,相应的安全产品的市场,也就会随之而增长。”蒋天仪分析。2015年,志翔科技在高科技行业的集成电路设计领域快速打开市场,并以此向政府,金融和电力多个行业领域拓展与渗透。2016年,志翔科技业务同比实现了5倍以上的高速增长。2017和2018连续两年实现公司盈利,2018年公司整体营收过亿。

志翔科技创始人蒋天仪

创业对于蒋天仪的个人价值是什么?多年前他在清华大学读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在他心中。他说,“创业说不为名不为利太不真实。我要互赢或者共赢,希望我们做的事情,能让更多人获利,这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创业不是要做苦行僧,无私奉献。我们希望做的这个事情——从内往外说,对于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能够过上好日子;对于投资人希望能够帮他赚钱;对于创始团队来说,希望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能够把事业做好,能够实现创业情怀和理想;对于客户来说,希望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对社会来说,希望我们公司的存在,能够对社会作出贡献的。”

创业过程仍有不少弯路。“市场拓展、产品方向上面,基本上还算比较顺利。比较大的弯路我认为有一个。”蒋天仪回忆道。国内的安全行业基于合规等考虑,有一些硬性的门槛,安全产品要进入不同的领域市场,需要有不同领域的资质。一开始团队对这些资质认证不了解,光顾埋头于产品和研发,所以导致产品在进入市场时,遇到了一些准入门槛的阻碍。但是因为产品整个架构做的比较好,当我们意识到这个情况,开始迅速申请,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后期把国内安全产品必备的资质认证全部申请下来。

另一方面,创业对蒋天仪的考验则是——诱惑。“在很多或者绝大多数创业公司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在坚持你认为正确的,或者你在考虑产品方向的同时,你能不能禁受住金钱的诱惑。”蒋天仪说道。
创业之初,志翔科技遇到了一家客户,提出让公司解决他们一些面临的安全问题,并非是志翔科技所定位的产品主攻领域,但可以提供不菲的项目收入。“这是单一项目,因为他要解决的问题不属于一个行业大问题,在整个行业内来看,市场需求量并不大。”蒋天仪觉察。这样的项目需要公司10个技术人员,做3至5个月。而当时整个公司研发有20人,相当于一半人需要投入到项目组。公司内部进行了讨论,蒋天仪也非常犹豫。可见的收入和长远的规划之间,他最后选择放弃前者。“一些项目能带来不错的收入,但会影响到正常的既定产品方向,影响到你现有的产品开发计划,和你的研发人员安排。在这种情况坚守住自己,抵御住眼前诱惑,按着自己方向来发展,是需要去做决断。”蒋天仪总结道。

40岁创业者更加清楚有所为有所不为。爱奇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龚宇在经历了九年的工作之后,42岁时创业,并于2018年成功让爱奇艺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巿。他在今年4月接受《时代栋梁说》采访中提到,他在清华大学时,很短暂地想过要创业。但是忍了忍,和家长、老师交流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读了研究生。这个想法在工作多年后才真正付诸实践。真刀真枪上战场,龚宇认为创业有几点需要提前想好。首先,需要分析自己的特点,学习能力、内心成熟度、抗压能力基本素质。如果在同样的起跑线上,你比旁人弱,再培养下自己,不能只是冲动。第二,要平衡好坚持的信念,和遇到的具体情况要因势而变的平衡点。坚持到恰到好处的时候就能拿到胜利的成果,这是一个艺术,是一个冷静的判断。在创业过程中,龚宇曾面对未知的考验。爱奇艺曾经在2011年开始发展收费用户,然而计划发展20万的目标用户,结果只达到了5万。“如果当时停了的话就没有今天的8740万,如果要没当年的那5万付费用户,就没有今天。”他在今年4月接受采访时也说道。爱奇艺的创业历程是龚宇在中国内容付费市场创新商业模式的过程,这个历程在当时正确与否,并没人能直接给出答案。

儿童思维训练平台火花思维的创始人罗剑不仅是一位40岁以上的创业者,还是一位连续创业者。他曾经是赶集网的CTO,历经了赶集网跟58同城合并前的“商战”。“大叔级的创业者有什么优势呢?我们有经验,我们踩过坑,我们打过仗,而且我们打过大仗。”罗剑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2018年5月,火花思维获得了山行资本、IDG资本领投,光速中国、金沙江创投跟投的1500万美元的B轮融资。并在时隔20天后,再次获得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北极光创投、IDG资本、光速中国、山行资本、金沙江创投跟投的2000万美元的B+轮融资。

已经取得过事业的成功,获得了财富,为什么还要创业迎接风险?他希望自己可以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同时做一份对孩子有帮助的事业。“比我们更加成功的人,他们都还在做事;而且,家长的拼搏和奋斗也是孩子的榜样。”他说道。

罗剑曾经是赶集网的创业元老。他说:“经验需要分类看待。投资人会把创始人和赛道关联起来看,如果相差太远的领域,投资人也不会投,避免创业者缺乏经验。”因为经历了赶集网的创业历程,罗剑看待创业,好像下围棋。“你要多想几步。比如今天我就会去思考我们的团队,在明年是什么样子的。他应该在哪些方面跟别人不同,我们应该提前建设哪一些方面。这其实是在赶集网收获巨大的地方。你知道了创业后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儿。”罗剑说道。罗剑每天深夜十一二点下班,体力不是个问题。“冲劲跟年龄没关系。冲劲就是你想实现社会价值,你认为你做的事情很有价值,你想把它做好,你就认为你BelieveIn(信仰)这个事儿。可能很多年轻人创业,还在求把这个公司做好了,实现财务上面的收获。他有可能不是BelieveIn这个事儿。你在创业路上是没有一帆风顺的,绝对是跌跌撞撞,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

罗剑的创业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一个创业者,一上来就拿了那么多融资,似乎他有很多光环,但所有人,特别是外界的眼光会聚焦在——你跑的有多快。这种压力是对自己最大的挑战。”罗剑动情说道。他并不想跑得太快,因为教育是一个不断积累,慢慢优化的过程。但是火花思维遇到了大量的家长想要报名,在接受报名和保障上课体验之间的矛盾。“火花还要不断打磨不能开班的时候,当你需要花上更长时间去培训老师、逐步成熟才能去代课的时候,你是否能够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想法。”能否抑制自己内心的想法,罗剑认为这是自己内心最大的挑战。“这里边包含了两层,第一层我们最快需要跟投资人去博弈,跟他解释这个生意是一个慢慢熬出来的生意,第二点,我们跟自己的用户之间的博弈,在师资力量的培养,课程的设计上,我们也是需要慢慢地去酝酿这件事情。”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有不好的地方”罗剑形容当前对中国创业氛围的感受。“现在中国的投融资市场,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而且创业的退出机制也比以前有了更多丰富的方法。创业环境,不是针对某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的创业者,让更多的年轻人敢出来拼。”

“如果创始团队背景非常牛,拿到很多钱,又敢于做正确的事儿,并且有节奏地去做事情,不去追求速度。中国投融资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一部分创业者去铤而走险冲规模而导致环境变得更恶劣,这就是不好的地方,”罗剑认为,“教育行业是用孩子不可逆的成长阶段来支持和信任我们。教育行业不能乱。”罗剑希望未来能让三线城市家庭的孩子,也享受到一线城市的教育水平。在2018年10月鲸媒体“TEC2018教育创想大会”上,罗剑曾提到一个数字:“学前教育以数学为例,数学课外补习不到8%的渗透率,一旦步入K12,这个数据飙升到近50%。数学教育存在巨大的市场。”他非常坚信自己选择的市场。

2001年开始创业,没有离开过物流行业的翟学魂总结自己的大龄创业历程——你必须让自己习惯这件事,必须让自己习惯于并非要掌控一切,必须习惯让自己与新的伙伴一起驾车。2010年翟学魂创立G7——北京汇通天下物联科技有限公司,基于物联网技术平台,向大型物流企业和数以万计的车队提供车队综合管理与服务解决方案。在此之前,他在物流行业里创业十年了,“不幸的是,在这之前好像没怎么成功。在我之前跟我同期创业的人,几乎都离开这个行业了。”他真实说道。翟学魂说起话来风度翩翩也直来直去,多年的经历反而让他更加自信。“挫折会让你知道你没有那么了不起。这样你很容易睁开眼睛看周围的事,知道自己的局限性。”翟学魂直言。

2010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他发现GPS传感器极其便宜了,从之前的上万元降低到五百元就能买到。清华大学毕业,技术出身的翟学魂看到机会。他要告诉车队的老板,这个车现在在什么地方,今天开了多少公里——这是一个对客户有着极强吸引力的功用。

他创立了G7。翟学魂的“初心”和想法不是因为G7才有,这20年他形容自己的初心基本没有变化。“我20年前就进入物流行业了,当时我就认为这个行业应该可以被技术改变。但是G7是我第一次手握足够锋利的尖刀。物流行业效率极低,安全性极差,G7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效率和安全的问题。”他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道。据统计,中国每年有1万多司机因为交通事故失去生命,疲劳驾驶、高速转弯碰撞等场景都可以通过有效的数据监控规避。因为每一台汽车的发动机都不同,G7的产品需要建立在海量场景适配的基础上,甚至连每一辆车的线头都要在适配中一次次查找。“我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说实话,如果2010年的时候我知道这件事需要付出这么大的投资和能力投入,恐怕就没有勇气开始了,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走到今天需要好多亿美元的投入。”翟学魂回忆。2018年下半年,G7宣布完成新一轮3.2亿美元的融资,并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中累计融资超过5亿美元。

但是一旦突破,行业痛点得以解决后,G7便被整个行业快速认知,客户纷纷主动上门。“我们每个阶段爬坡、升级,其实也不大需要太多营销,所有的客户都会主动找上门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问题。”翟学魂强调。在这样一个高投入的行业,没有四五年时间是难以解决深度问题的。根据G7官方数据,截至目前,G7服务的客户超过6万家,连接车辆超过80万台,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车队综合管理与服务平台之一。
提及挑战,翟学魂坦言:“最大的挑战就是,一方面接触的员工大部分是80后、90后,我并不一定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有代沟了。另外一个挑战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不喜欢冒险,但如今的创始人或者CEO是什么状态呢?基本上要一直用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速度在高速公路行驶,而且有可能在离近路口50米的时候,才知道必须拐下去。所以你永远都是这样的状态,时速200公里的速度,哪怕只有50米该拐弯,也必须坚定不移地拐下去,因为不拐下去,肯定没机会再回来了。如果你想稍微慢一点安全一点,后面车就会撞到你,因为后面的车辆速度都快。其实,你内心希望正常的、生理上习惯的节奏和安全感,在这个位置是得不到的。如果你想控制一切,想让所有人都听你的,想把速度控制在安全范围,或者你发现只有50米了就不拐这个弯了,还是等下次再拐吧。”

专注于声音降噪技术会听声学创始人虞安波这样形容自己的创业状态,“你自己认定了一个方向,觉得自己不会看错。然后好似你在一艘已经离岸有着漏洞的船上,你要把各种漏洞都修完,全速奔向目的地。这中间有一些斗争和杀戮,就像哥伦布的远征,还充满着无比的乐趣和未知的精彩。重要的是你知道船在向哪边驶去。打工,是一个完全四平八稳的状态,只要不犯错误,你的收益会很不错。”

2015年底,他和合伙人一起掏钱筹备公司的第一笔启动资金。几位合伙人没有急于拿投资,一方面是因为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物自由,有了一定的资金储备;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并不想从VC投资方处证明自己的价值,而是更看重客户带来的商业化。至于融资,他们认为那是在未来商业化过程中,整个产品体系起来以后所需要的支持。

2016年,公司开始运营之后,经历了在ToC和ToB之间的焦灼。“挑战非常非常的严酷,并且直接。我们是一个技术导向公司,在降噪这个层面上有核心的竞争力。但是在其他层面上,比如市场、工业设计、人体力学等可能有短板。”虞安波说。

会听声学遇到的挑战并非仅仅是大龄创业者的挑战,而是所有创业团队都可能面对的。在面对ToC市场挣扎了近一年之后,经历了财物压力和团队分歧,整个团队认为不能再继续陷下去,了结战场,专注ToB。“我觉得就是一个创业公司不要去做链条太长的事情,作为一个ToB的供应商,要在主动降噪这个事情上把整个链条做完。一个创业公司有好多无关的链条,并非强项的链条,不要涉足太多,资源太有限。BAT相对于创业公司更有资本,其获客成本也相对较低。创业公司除非把某一个单点技术做得特别明白,否则不会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虞安波复盘这次挑战带来的经验。

42岁出来创业,今年已经45岁的他,声音听起来仍然非常年轻。虞安波形容自己比较执着、坚韧,甚至有时偶尔觉得自己有点懦弱。“在听觉领域,说实话在整个创业圈子里,我们做的事情蛮孤独的。”虞安波曾经被投资人挑战——为什么会听声学不做开放空间的降噪?对此,虞安波表示理解,他理解投资人的期待是一个性感,足够酷的生意,但是全空间降噪是从声波传播特性角度的无解难题。“我们不会为了取悦投资人,做一个达到一定效果的展示模型。否则在真正落地时,你会发现很悲惨。出来混,你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去兑现。”

“对于我们这类技术型创业公司,你要去找一个自己认定的方向,咬着牙走下去。这期间,你会收到很多人的建议,如果每一次都回应,只是徒增烦恼。你要相信自己不是在杜撰一个东西,它每一天都在扎实地成长。”采访的最后,虞安波深情说道,好似也在向自己表达。

如何定义一场创业的成功?有时答案是,成长而非成功。40岁后的创业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更重要的是价值观底层的改变。演员、歌手林依轮的微博和微信总是充满着“自嘲”和搞笑的内容,他甚至会利用微信寻找商业领域的人脉和资源,在这背后实际上是他为创业的逐渐转变。生于1970年的林依轮在2014年创立饭爷品牌,这时他44岁。从明星到创业者身份的转变,也让他经历了内心的变化。“首先要解懂一个词——放下,放下你明星的身价、光环;放下所谓的社会地位,去跟更多的同行打交道。”他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说道。

饭爷创始人林依轮

做明星时,林依轮只有在发唱片和电影宣传时接受采访。而现在他选择接地气。“之前我真的不是这样的。做明星的时候,别人哄着你,现在谁哄你呢?其他创业者在卖东西,不能因为你原来是明星,就可以不做一些事情。”林依轮说。如何能够完成自己的角色转换?他这样回答:“其实就是一个角色扮演,在演戏的时候你要沉浸在这部戏里。不断进入这个角色之后,再看看世界和身边的事物,心态就自然发生了改变。”

创业是一种感受,对大龄创业者这种感受和磨炼一次次改变他们对人生的认知。黑框眼镜之下流露出睿智的眼神,今年44岁的信良记创始人李剑是一个胆大又感性的人。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李剑多次提到“感受”,他更多将自己从事的一切看成是一种经历,而这些经历构成了他人生的总和。

“我到了四十不惑的年龄,又进入了个人财务自由状态,就希望这辈子还能够做一些大事。大事到来时,我内心的狂喜就会被调动起来,就变成以感性的成分为主了。不过,毕竟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磨砺,这个感性的底层是理性的。这三次创业的心态真的不太一样。如果说改变,第一是会辩证地看待所谓顺境与逆境,第二是人会变得平和一些。”2017年,李剑曾接受峰瑞资本创始人李丰的一次采访,他提到自己之所以在40多岁的时候进行第三次创业算是一次自我实现。

1995年来到北京创业,当时20岁的李剑将事业开始于在北京卖麻辣烫和盒饭,27岁时,公司年流水达到3亿元。第一次创业,让李剑领悟:“一个企业的老大,一定要学会比别人看得更大一些,更远一些,尤其是在早期创业阶段。”

然而,取得成功,极度自信的李剑在赚到了第一桶金后,却因为赌球,失去了大部分家产,人也几乎抑郁。在一次个人演讲中,李剑深度复盘自己的失败,可能成事的人的一些特质,也会让他败事。这次经历,让李剑体会到了面对恐惧的逃避,以及通过面对来终结恐惧。2003年,李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不得不吃药和调理,女儿的出生治愈了他,“如果你想幸福,找到一件你最爱的东西,全身心为它付出,你绝对不会抑郁。”

2004年,李剑在成都吃到了“徐妈梭边鱼”,他说服老板关店,一起北上,建立了新辣道餐饮有限公司。为了降低新辣道处理鱼的成本,李剑为公司搭建了山东养殖生产基地,统一提供原材料,这奠定了今天信良记的底层商业逻辑。这次创业并不是一个快速的决定,李剑差不多花了两三年的时间下定决心。他寄托于通过商业模式的转变,将新辣道年十多亿的营业额,突破到百亿,做一个比新辣道的规模大百倍、千倍的企业。

2016年,第三次创业,李剑从做消费者的生意,转型服务ToB客户,为餐饮企业提供供应链支撑。李剑考虑:其一B端是足够长线的生意,有着无限大的天花板。其二,社会化分工加深,餐饮企业越发重视效率,基础设施完善,为餐饮供应链提供了基础。目前,在客户方面,信良记已经进入南城香、望京小腰、嘉禾一品、渝是乎等连锁品牌;所开展的城市合伙人商业模式,覆盖约300家。

信良记落脚在供应链,正是因为第二次创业在鱼火锅连锁店新辣道上积累了十多年的经验。李剑试图寻找到一款餐饮爆款,之所以选择小龙虾也是出于他的个人经验。首先小龙虾在网红食品中具备话题性,是一个突破口;其次,因为新辣道在鱼的供应上有味道和锁鲜技术的积累,可以嫁接在小龙虾上。最后,小龙虾的上游产业链目前专业化程度并不高,存在空间和机会。信良记在湖北省潜江市建立了15余万亩的养殖基地和加工工厂,将小龙虾的生产流水化,向餐厅提供可以直接加热食用的小龙虾菜品。

在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李剑回忆到早期创建工厂的过程也经历了长期的亏损,并非一蹴而就。李剑的胆大又一次发挥作用,他认为餐饮垂直供应链存在巨大市场潜力,值得坚持。“创业是一个自利和利他的平衡,你需要先给别人开工资,先给供应商买设备,看似矛盾,其实要在长期和短期利益上平衡,在不同维度的利益上平衡。”李剑也在寻找生产和销售之间的平衡、差异化需求和口感稳定性之间的平衡。

有人选择当个创业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已在科技领域工作多年,柴斐其实有多次机会自己创业,但今年53岁的他,在2016年加入Kochava这家创立在美国,并在美国市场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创业公司,担任中国区总经理一职。柴斐接受《商业周刊/中文版》采访时表示,他的角色和真正的创业者最大的区别是——职业经理人不负责找投资和找钱,更多是开拓市场。他有着很明显的体会,40岁以上的中年人,有着较多的经验,对于事业是相当值钱的经历。但是通常也上有老下有小,机会成本比较高。柴斐眼见过身边的前同事因为创业没成功并背负很重的财务包袱。如果依照他的能力,在任何公司的收入都会是稳定的,创业基本上是九死一生,有着巨大的风险。“创业有两种,一种是白手起家,另一种是你加入创业公司。”柴斐说道。

2018年以来,创业市场被称为进入寒冬期,这个时候创业还是好的机会吗?还能带来足够的成功吗?牛文文认为,“创业者是冬天的孩子。真正想创业的人往往是看见危机才高兴,因为谁也不敢创业的时候,机会就来了。2007年就是冬天,我一个朋友提醒我创业寒冬不要出来,但我出来了,反而发现在大家都害怕的时候,创业成本很低。”牛文文认为,“一个创业者要变成企业家,需要变成冬天里的孩子。我们也许生在春天,但我们不只要经历一个冬天才能走向成熟。”

“中国的创新是不是跟商业、跟成功太近?是不是看历史的视角太短?创业者还是往前多看一点,不妨从容一点。”牛文文总结地说。

来源:商业周刊中文版 撰文:张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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