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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强东放权?谁是京东的“二号首长”


[       更新时间:2018/12/24  ]     ★★★

        摘要:其实早在2018年1月京东就组织了一次架构调整,刘强东发出内部邮件宣布组建三大事业群。王笑松、闫小兵、胡胜利由此前的三大事业群总裁同时升任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并直接向刘强东汇报。

由于创始人没管好下半身,在经历了下半年几个月的舆论动荡、股价大跌之后,京东在近日宣布完成新一轮组织构架调整,而京东集团CMO、京东商城轮值CEO徐雷也成了京东仅次于刘强东的最重要人物。

一般来讲,“二进宫”、还主要从事营销的人,在很多互联网公司都不会被受到老板重用,至少不会被派去掌管核心业务。但在京东,徐雷至少是个特例。

在2009年3月份的一次早会上,刘强东突然开口“我忙不过来,你来负责企业销售吧”,就把这么一个大担子丢到了徐雷的肩上。这一年,电商终于迎来了风口,阿里和京东都在飞速发展,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带队先后参观了这两家企业。

大量冒出来的新部门和新业务,让京东人员数量急速膨胀,以至于2009年一整年刘强东整个人都很紧绷。唯独的一次放松是在北戴河团建上,当时是大家在一起玩炸金花,刘强东每一轮都押上所有的钱,其他人一看这架势全都吓跑了。

徐雷没走,两人斗了起来。斗到最后,刘强东一翻牌发现手里闷了副豹子,徐雷惨败并回忆:这么多年从未见刘强东开怀大笑,赢他的那一次是彻底放松了。

独裁经营

其实早在2018年1月京东就组织了一次架构调整,刘强东发出内部邮件宣布组建三大事业群。王笑松、闫小兵、胡胜利由此前的三大事业群总裁同时升任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并直接向刘强东汇报。

王笑松、闫小兵、胡胜利

最新一次架构调整的重心在于,划分出前中后台。前台围绕客户划分出五个业务部门,中台按场景模式调整出三大事业群,后台成立CEO办公室。上次调整中任命的三位负责人业务范围均有变动,今后许多业务和部门负责人,将直接向徐雷汇报。同时这三人汇报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本向刘强东汇报改为向徐雷汇报。

徐雷本身挂着的头衔是京东集团CMO和兼任商城轮值CEO,却有王笑松、闫小兵、胡胜利等三位集团高级副总裁向他汇报。这对于刘强东而言,是一次从未有过的巨大放权。经历了性侵事件,人们对于京东的组织结构和控制权产生质疑,京东此举看似必然。

刘强东身兼创始人、董事长、CEO,从董事局到各业务部门都在其掌控之下。京东的金字塔尖上始终只有刘强东一人,没有合伙人,高达80%左右的投票权让股东都无法制衡他。架构调整后,我们可以将徐雷暂时视作京东的“二号人物”,甚至猜测他从商城CEO向集团CEO过度的可能性。

紧随架构调整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刘强东免于刑事诉讼的消息,和他关于事件的声明。这进一步印证了这次略显仓促的架构调整,和该事件之间的消息。当时在巨大的法律风险面前,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百亿市值灰飞烟灭的无力感,深深刻在股东、投资者和员工之间:独裁经营就像过独木桥,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直有和阿里巴巴对标倾向的京东,终于正视并回应了在管理层方面的落后。受“性侵事件”影响一路下跌,甚至和拼多多极接近的京东股价,一度上涨10%。快速上位,成为京东商城事实上一号人物的徐雷,有望在集团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两员大将

2006年10月,刘强东在北京香格里拉和今日资本徐新见面。从十点钟聊到凌晨两点,徐新当机立断,帮刘强东订好了一起从北京去上海的机票,落地就签了投资框架。外界只看到了徐新8年150倍的投资回报,却没有关注她为京东付出的心血。

从草台班子成长起来的京东,有太多的先天不足,比如管理层问题。一个人扛着京东大旗的刘强东,最爱找徐新出谋划策,缺人找她、融资找她、去汶川救灾找她、自建物流找她、到美国留学找她。就连现在分别执掌京东数科和京东商城的陈生强和徐雷,都是徐新介绍给刘强东的。

为了能让京东有正儿八经的财务人员,徐新向刘强东妥协:陈生强的工资,京东出一万,徐新出一万。三个月后,陈生强的工资被京东全包了,刘强东还催着徐新帮他多找几个这样的人。这些年,陈生强为京东仓储拿过地,做过融资,等京东上市之后,他说:“老刘给了我交代,我也给了老刘交代”。

上市筹备期间,陈生强在一场内部选举中接下将“金融事业部”独立运作的任务,开始担任京东金融CEO。近期京东金融更名为“京东数科”后,股权占比也有变化:刘强东成京东数科第二大股东,陈生强依然为第三大股东。今年7月,京东金融估值1330亿元人民币,改名科技含量更高的京东数科后,或许又有所提高。从无到有的过程中,陈生强功不可没。

现今京东商城事实上的一号人物徐雷,也是徐新投完A轮找来的。拿到徐新的投资后,京东全体员工喝酒庆祝,直接用分酒器喝,一口干掉二三两。在中国大饭店,京东召开了历史上唯一一次因为融资而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这是徐新的主意。

因为当时京东甚至没有市场部,徐新就亲自想出这个办法来推广“京东”这个品牌。然后赶紧拉来徐雷当京东的市场营销顾问,按照白领的生活路径,在北京上海的交通系统中打广告,知名度立马上升。

起初徐雷向刘强东建议将京东从二级域名更换为一级域名,他预计需要一个月,结果刘强东一周就弄完了,这样的执行力让徐雷很看好京东。2008年12月29日,做了一年多京东市场顾问的徐雷找到刘强东,谈了20分钟后在2009年元旦正式加入京东。

当然,找人的事儿总不能全靠徐新帮忙。A轮融资后,刘强东开始招职业经理人,王笑松这时从沃尔玛离职加入京东。刘强东面试时就告诉他,“你挺适合我们公司的”,结果第一天他就一边办入职一边给别人面试。一晃十多年,王笑松已经成了集团高级副总裁,但要向徐雷汇报。

刚加入京东那两年,是徐雷最无拘无束的两年,“年初把任务安排下来,大家撒丫子跑,玩命跑到年底,能干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被业绩考核天天顶在脑门上,累是累,但主动性很强”。那时的京东几乎没人使用PPT和Excel表格,直接口头汇报。

随着规模的扩大,京东的内部流程变得规范和麻烦。之后徐雷去了优购网当了两年CMO,回来后他面临的流程就更多了。2012年,短短一年时间里,沈皓瑜、蓝烨、王亚卿、隆雨等空降高管“占领”了京东。

等徐雷重回京东时,发现自己上面还有集团CMO蓝烨、CEO沈皓瑜,然后才是刘强东。他已经极少有机会直接向刘强东汇报,当年经常一起喝酒的“兄弟”现在见一面都不容易。

集权利弊

京东股价近期多次跌到20美元以下,离2014年19美元一股的发行价仅仅一线之隔。打出BATJ口号,准备冲击第一梯队的京东,却先在二级市场惨败。当京东股价两天连跌16%,“市值逼近拼多多”一度被用来形容京东暴跌。

如果说中概股的普遍行情是外患,年活跃用户数下降860万则可以算是内忧了。作为一家仍然在进步路上的电商平台,出现用户数的下降,对投资者的信心打击可不小。在内忧外患之际,公司的创始人和控制者却因为个人问题,无法面对公众发声,甚至还要为品牌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冰冷的数字,是对京东战略独裁最客观的回应。

刘强东很早就意识到了其中的危害,但他对京东的控制权执念很深。即便是面临破产,刘强东也不愿意放权,:“如果不能控制京东,我宁愿将它卖掉”。他曾这样说过,也曾这样做过。2008年,刘强东满心恐惧的预感京东即将走向失败,愁的白了一撮头发。

158岁的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全球迎来金融海啸。这年年初上海仓库被压坏也给京东开了个寓意不好的头,刘强东前一年定下的两大“烧钱”项目在金融危机下更显得雪上加霜,整个京东都是一副愁云惨淡的模样,许多投资人避而远之。

创投界的恐惧,让京东陷入煎熬。不单前一年为了自建物流和扩张品类砸下的钱可能会打水漂,甚至连采购和工资支出的经费都没有。王笑松和陈生强大眼瞪小眼:“供应商说在不付款就不给货”,“这钱付出去,明天该发的工资就发不出来了”。

徐新只好一边帮他做过桥贷款发工资,一边带着他找投资者。

当时为京东提供财务服务的汉能替刘强东牵头,对方是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阎焱希望单独投资,吃下那一轮所有的股份并能在日后跟投,确保股份不被稀释。并且还要求了两个董事席位,刘强东和他当场“闹掰”,结果是至今刘强东还握着多半席位掌控着董事局。

而为了帮京东活下来,徐新最后在自己公司的年会上,特意把刘强东和自己的前上司安排在同一桌相邻的位置,终于帮京东完成了第二轮融资,挺过了那个艰难的冬天。

几年之后,刘强东还为了八竿子打不着的雷士照明,连发十几条微博对阎焱开炮,质疑阎焱的职业道德,足见他心中怨念之深。

但刘强东对独裁的危险性,认识也不全面。他简单的将风险归结于能力问题,“京东在战略上由我独裁,我们的战略能不能及时到位,或者说战略错误都可能导致企业的失败,我认为这是最大的风险”。但最后使他蒙受巨大损失的,却是在中国商业界不够完善的道德体系下,没有被他注意的类似“新教伦理”的精神。

因为独裁,他的优点和缺点都将被无限放大。他的一个性格特点,都可以形成一种企业文化上的优势,比如他在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面前说的,京东形成的“人的优势”。 

京东当时还在中关村苏州街银丰大厦办公,体量还小,也不被供应商重视。有次王笑松对接的某个小家电厂让他支付500万元预付款,他赶忙去找刘强东签字,结果被刘强东反问有给他规定签字权上限吗?王笑松出门时只有一个念头——士为知己者死。

经历过144天的恐惧后,刘强东或许对这种放大效应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二号首长”

这次调整,是京东历史上最重大的调整,首次涉及到整个商城的全部业务线。而其中着重突出的中台,在阿里、腾讯的架构中早已呈现,京东算是赶上了末班车。不久前,腾讯宣布打造中台。而曾设计过腾讯组织变革的张志东,曾为没能帮到腾讯中台建设感到遗憾,阿里则是在2015年就开始实施中台战略。

中台已经成为了互联网大公司的“标配”,京东中台的任务是输出服务前端不同场景的通用能力,不断适配前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徐雷2014年就提出过的。当时在中国CMO俱乐部的一场活动中,他举了个例子“我孩子还小,玩乐高玩具,我给他们买乐高,发现乐高这家公司特别可怕。他们的产品有几大系列,其中的零配件都可以自由组合。”

所以徐雷说,互联网企业最重要的是要有互联网化的组织结构,能够自由拼装。总结徐雷的观点,即能够快速的跨部门反应,优化流程、部门间互相协同,这正是如今前中后台架构的意义。他应该没有想到,这一过程整整四年才姗姗来迟,更不会想到任务会交到他的手上。因为他提出这个观点时,正处于他在京东最“默默无闻”的时期。

当宝洁系的熊青云加入京东,直接分走了京东商城市场部工作后,徐雷剩下的title只有刚兼任了半年的无线业务部负责人。有人看不下去,提醒他那是个大坑,移动互联网太难。但他还是果断跳了下去,为了把京东无线弄好,徐雷“消失”近两年,提出组织架构调整那次,算是少有的露面。

埋头苦练内功,深耕无线的老员工徐雷,才是让刘强东用的放心又顺手的人。空降的高管们一批批加入,又一批批离开,最终还是王笑松、徐雷们站在了权利的一线。2016年7月,徐雷重回市场部接替熊青云的职务并开始“三连跳”:一年后,升任集团CMO,再一年后,任京东商城首位轮值CEO;再小半年,三位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开始向他汇报工作。

而徐雷和刘强东并不是完全契合的两个人,他们在很多观点上有不同的认知,比如对待权利的态度。和马未都一样出身老北京部队大院,徐雷自小就是家里的户主(父母兄长都是军人无户口),要拿着马扎去居委会开会行使户主权利。哪怕只是区里的人大换届投票,在他眼里都会“脑后圣光照耀”。

几年前,他就反思自己的权力太大了,在面向公众的演讲上说,京东从每天8000做到几百万单,营销费用从0到几十亿,他的权力真的太大了。所以他决定要自我“阉割”,把自己的权利关在笼子里。随着反思,他却反而升到了仅次于刘强东的京东权力之巅。

东哥放权?

2013年1月31日,有消息称徐雷将回归京东。

那天上午,他继续主持了公司的视频早会后,心情复杂的发了一篇回应,说有大师给他算过命,“我的命不好也不坏,每次达到一定事业高度时一定会垂直向下,但之后通过努力再拉出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那位算命大师准确猜中了徐雷接下来8年的人生。如今的徐雷,看起来已有被扶正成接班人的可能,但刘强东依然掌握着这家公司的控制权,一切还得他本人拍板。

至于这次调整,究竟是东哥真的想放权,还是迫不得已在突兀之中推出一个“二把手“来撑撑场面?

相信不久便会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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