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在威尼斯的中餐馆，一个温州人的烦恼与其他

距离威尼斯的地标里亚托桥不到 800 米，有家叫“天津饭店”的中餐馆。

没有人来威尼斯会错过里亚托桥，这里每天有大约 4000 艘船经过，有一大半运河风景照都是在这拍的。所以无需排行榜推荐和软件打分，人们很容易知道巷子里那家“天津饭店”——指路人都会说：“挂着大灯笼，你不会错过它的。”

根据威尼斯当地的法令，那条巷子是私人的，因此饭店可以在那摆放桌椅。夏天的时候，藤蔓爬在墙边，伸出一些在桌子的上方，今年天气热，落叶较早，不然会一直绿到十月底。

饭店老板娘吴春华嘴大齿密、说话伶俐，喜欢亲自做跑堂。饭店雇过一个菲律宾服务生，没什么毛病的，但最终还是被解雇，吴春华喜欢自己来。不过这也没什么，“女的做跑堂，男的做厨房”是中餐馆的惯例。

她有一套职业打扮：头发做成细波浪，拢到一侧胸前，一身丝质、长及脚踝的红色旗袍，在饭店里雷厉风行。她的先生偶尔从厨房里走出来，身材高大，不爱多说话。

威尼斯岛上，鼎盛时期有 12 家中餐馆，最终稳定至五家。这么多年，只有三家基本没变。比天津饭店更大的一家叫杭州楼，上下两层，已经停业。还有几家比天津饭店更出名，它们在更市中心的位置，从车站出来步行几分钟就能看到。

威尼斯的旺季从一年的四月复活节开始（单日游客超过 12.5 万），七八月是最旺的，到十月底淡下来。整个冬天就仰赖圣诞节和二月的狂欢节。“冬天虽然游客不多，但他们吃餐的单价高”。附近国家的客人有的两年来一次，有的年年都来。统计数据通常显示，威尼斯岛上的游客大多来自附近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

吴春华看得比统计要细致。

“这家店最早开的时候，日本人最多。香港、台湾人也多。这三个地方经济不好后，客人少了。到了哪一年……夏天的时候，突然韩国学生变得很多。早上门一打开，全部都是人。韩国人很干脆，不会叫你打折。虽然说吃得少，一个菜一个饭，或者四个学生，只叫一个菜，四个饭。但他们不会浪费。有一年，我们接待了米兰领事馆来的中国官员，前面的厅被包了。他们走后，韩国客人说，‘ Laura，他们就这么吃几口就不吃了，能不能给我们吃’。现在好了，不会这样。”

天津饭店是 1992 年开的。刚开门营业时，吴春华在巷子里摆上沙发，方便排队的客人坐着等位。大部分中餐馆早期都交过这样的好运，尽管供应的大多是宫保鸡丁、杏仁鸡丁、鱼香肉丝、番茄蛋汤和饺子馄饨之类的简单菜品，本地居民和外国游客都觉得新鲜实惠。但越到后来，客人就变得见多识广，也更难取悦。

如今吴春华当然希望有更多中国游客，他们走累了，就会想起来吃一口中国菜。但他们对口味更挑剔是一定的，“而且喜欢贪便宜。”吴春华说。今年中国客人看起来手头尤其紧。为了刺激经济，意大利开通了更多平价的中国旅行团。

“以前，中国旅游团来威尼斯，一人吃 10 欧很正常的。现在因为促销旅游，来的客人不在意吃住的质量，只想购物，几乎只能到 5、6 欧。”还有“不愿意付座位费”、“只是想进来上个厕所”。吴春华可以把所有这些细细数落出来。但在点评软件上，顾客的抱怨也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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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华一家看起来像本地人，如果他们有自己的船会更像，但他们觉得泊船就像找停车位，车倒是容易买，车位太难找。

因为常常打交道，吴春华和附近的店家都认识。几个月前，里亚托桥运河边的商家打算开几次集体会议，讨论由政府和店家共同出资，把沿河边摆放的餐桌椅、雨遮统一颜色，并规定能摆放的区域。

要开会，最好有个足够宽敞的室内场所坐下来慢慢商议。吴春华建议他们到餐馆里来，除了旺季，里间的圆桌常常是空着的。

在天津饭店举行的这次“圆桌会议”似乎很重要，吴春华还听到这些商户们说，不少中国商人希望租下里亚托桥边上的沿街店面，但房东们似乎达成了一致，拒绝租给中国的商户，担心他们会“扰乱市场”——这些商户，不管是餐厅还是纪念品商店几乎都统一了定价。但他们知道，中国商人不介意降价促销，特别是中国商人对大部分纪念品的来源地义乌，都更熟悉。

中国游客和中国商人一样，都喜欢里亚托桥。在里亚托桥的东北侧， 2016 年新开的免税店 DFS 是一些中国旅行团如今重要的目的地，他们在这里待上三小时不是问题。DFS 外的 T 广场，周末夜晚是威尼斯年轻人最重要的聚集地，他们很吵，隔两百米都能听见声响；而在白天，一些中国游客喜欢坐在广场里随便吃点儿什么，好继续上路。只是后者的做法被当地法规认为破坏了威尼斯的风貌，#EnjoyRespectVenice 运动已经颁布了制止在广场席地而坐、或进行野餐的禁令。

有些住在威尼斯的中国人对这些禁令很不满，但吴春华并不感到愤怒。她认为有时候是一些中国游客太不把规则当回事了。“就跟那些随便打差评的客人一样。”

但一家在里亚托桥附近开意式餐厅的福建商人认为，真正不把规则当回事的是威尼斯人。“我真的很烦这些本地人。政府规定桌子不能摆出街面太多，但他们一来就拉桌子，边拉还边说，没事，我是威尼斯人……拜托，收罚款的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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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华出生在浙江温州，在 1970 年代，家里已经有三四个人在意大利做生意。1980 年代，出国并不容易，通常需要一封来自海外的介绍信。吴春华在这方面不成问题。她想好了以后，辞掉一份在国营单位的药剂师工作就来了。

在罗马，吴春华的姐姐、姐夫一家因为青田老华侨的提携，已经站稳了脚跟。1983 年， 吴春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罗马的一家中餐馆里跑堂。1980 年代，这些罗马中餐馆的女服务生通常都穿及膝的短款旗袍，要么就是民国学生样式的上衣和短裙。到了下午三点，她们可以换上自己的衣服，有接近两小时的午休。吴春华在罗马期间学会了意大利语，和一些出国打工者不同，她就着一本标准教材学习音标语法，对照本地的电视剧听写，而不只是练会常用语的发音，因此她可以阅读当地的报纸，了解当地人在关心什么。

罗马的中餐馆在那几年里越来越多，竞争激烈，“你那里锅贴 5 块，我就 4.8，我就 4.5”。1990 年代出国潮带来了大量新移民，当吴春华打算开始自己开店时，她印象中罗马的中餐馆已经有 300 多家。

吴春华决定往北走。她和先生去各处寻找合适的门店，最后在威尼斯、及其周边的一个城市帕多瓦分别看中一间。吴春华差点儿就搬去了帕多瓦，在那里她会把精力主要花在本地客人身上，努力赢得回头客，凭借要强的性子，也许做得也不差，但在 2003 年，就会和大批意大利小城镇的中餐馆一样受到 SARS 的重创。当地人担心中餐馆会有卫生风险，地方的报纸也在强调这一点。但在威尼斯岛上，因为客流大，影响要小得多。

吴春华当然更愿意在威尼斯开一家餐馆，她在周末来过这儿，亲眼见过游客络绎不绝。和罗马相比，威尼斯还有优势，它更集中。威尼斯的面积不到罗马的三分之一，本岛的面积大约要再缩小到 1/60。

一家意式餐厅要转手，吴春华盘了下来，请中国的装修队改成了一家老派中餐馆。在意大利这样的装修队不难找，他们在各省市间流动，为各处的中国生意人服务，因此也熟知中餐馆的常见风格：深色古典的木制墙面，内外两间用圆形的门洞隔开，做出专门的隔断用来零星摆放几件古玩。吴春华还在门口挂上红灯笼，这样一来，就很好辨认。

一位 1990 年代来过天津饭店的顾客记得，和灯笼一起的还有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海报，电影在 1991 年的威尼斯电影节上拿下银狮奖。

吴春华还记得 1992 年的一天，一位青田老华侨路过这条巷子口，他停下来，朝院子里望望，然后对她说：“老板娘，你在这里开店，什么人都会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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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岛上一位中国商人把儿子送到了帕多瓦念书，因为那里的学校“更像国内的学校”。她担心儿子像威尼斯当地的年轻人一样，“颓废到不行，常被发现在厕所吸食毒品”。

但吴春华挺喜欢当地的年轻人，她说他们开朗直爽，不那么爱面子，也没那么大压力。周六晚上 10 点一过，大部分客人都散去后，她几乎要固定接待一桌当地的年轻人，他们每周都来聚餐，一位夏天度假回来的男生亲吻了吴春华的手背，“我们好几个月没见了”。

对于威尼斯本岛来说，近年来最大的变化之一，是住在岛上的本地人越来越少，从 1960 年代的 14 万人下降到如今的 5.4 万人。在岛上开店的人也没有选择在这里安家，他们中不少都住在十分钟车程的一座“普通城市”梅斯特雷，那里生活成本更低，花 100 万人民币就能买一套 100 多平米的房子，也没有隔三差五的涨潮和一年到底的湿气。晚上 8：30 岛上的商店打烊后，他们可以坐车回家。

吴春华一家一直住在岛上，且打算继续住下去。2003 年前，他们在岛租过两处，而后吴春华和先生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先生说那就是套普通的房子，报纸上登的中国富商买的独栋老房，还带花园，“那是真的有钱”。吴春华一家的房子离餐馆步行 15 分钟，和圣马可广场附近的房子一样，它们在威尼斯属于一区，单价在每平米 5000-10000 欧。

但吴春华指出利亚多桥附近的房子还有个优点，地势高。这在威尼斯很要紧。威尼斯一到 10 月就会涨潮，在一些地势低的地方，晴天也需要穿雨鞋。圣马可广场是重灾区，好几次贡多拉船可以划到广场里面。在这种情况下，里亚托桥附近的区域就很不错，即便碰上今年 10 月那场 52 年以来最大的涨潮也太太平平。

七年前，吴春华一家在这一片购入了第二套房子，吴春华打算把这套房子送给儿子作为婚房。“现在的年轻人不可能自己买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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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的婚礼在今年 10 月举行，筹备时，吴春华发现自己已经忘了一份传统中式的请帖应该怎么写。在威尼斯最初的十年，因为举债盘下店面，吴春华和先生从不度假，一次都没有回国。再回国时，温州起了很多高楼，“你有感觉吗？那些楼一到台风天就只听到窗户哐哐哐地响，很吓人。威尼斯的楼，虽然盖了这么久，但非常稳固……”

此后，吴春华每年在国内待一个月。“但我不敢吃国内的海鲜。” 回到威尼斯，她就通过时下最流行的国产剧和国内保持联系。这两年，她最爱的连续剧是《人民的名义》和《延禧攻略》。

儿子是在天津饭店开业的同一年出生的。他在威尼斯长大，听得懂中文，但认识的汉字不多。高中最后一个暑假，他在岛上唯一一家 Gucci 店里打暑假工，这份工作让他感觉得心应手，他没有念大学，高中毕业后成为这里的正式员工。“你如果去 Gucci 店就能见到他，他长得很好看。只是订婚之后，有点变胖了。”

在哪里举办婚礼，对吴春华一家一度是个难题。威尼斯附近的城市帕多瓦有一家规模挺大的中国酒楼“上海楼”，威尼斯附近的中国人有大型的宴请，常会选择那里。在帕多瓦，中国人开的婚庆公司也不少，他们负责“在酒店把台子搭好，场面和中国的一样”。和早年的装修队一样，他们也愿意跨地区提供服务。

吴春华对帕多瓦最了解的地方是韭菜，天津饭店从那的郊区进货。

最后，她决定把这场迄今为止筹办过的最重大的仪式放在威尼斯岛上举行，这里最体面的婚礼宴请酒店之一是位于运河边的威尼斯莫里诺·斯塔基希尔顿酒店，在这里办一场婚宴“比上海酒楼价格翻了一倍”，但毋庸置疑，是“世界级的”。

吴春华有足够多理由这么做：“人的一生就一次结婚”，以及，“中国人在这里也想有点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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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春华最近的烦心事是点评软件上频繁出现的差评。

“我朋友打电话来说，你看看网评都把你登成什么样了。”说这话的时候，天津饭店里在播着《家和万事兴》之类的音乐。吴春华看起来很不高兴。

“明显是他们说谎了，说馄饨 4 欧只有一个。一定是因为我收了他们座位费，我知道一定是他们。” 吴春华挑出其中的一条评价回应说。

吴春华过去有一些类似的烦恼，不过现在她认为都顺利解决了。

每天早上十点，当她在院子里为大排档式的塑料桌椅铺好白色桌布时，她不用再担心二楼住家在窗口浇花而打湿桌布。起初窗台的水不长眼，“我就抬头骂他，打电话给房东。我说十点前随便洒，到了十点，我铺好台子了，你就不能。”

房东在电话里推脱说“佣人是俄罗斯来的”，吴春华并不满意，“威尼斯人有时候也很霸道的。我不让欺负的。”

她还说起威尼斯的巷子弯折狭窄，有时一次只能通行一人。她为此跟人僵持过。“他看我是中国人的脸，就说，这是威尼斯人的路，你要往后退。凭什么？我用意大利语回他说，‘我也是意大利人。何况我已经走了二分之一了，我就算是中国人也不让给你’。”

吴春华说起当时的情况，如果那位上了年纪的当地人不主动挑衅，其实她是会愿意让老人先走的。

“我的先生总是劝我，不要和别人吵架。我就跟我先生说，‘我不让欺负的，我是意大利人。我有道理，我不怕。找律师什么的都可以’。”

但最近的烦恼无疑提醒了吴春华，她烦心的事和意大利人不同。中国客人对待中餐馆和意大利餐厅可能也不同。“他们就是因为进了中餐馆，所以觉得自己就是爷。”

要盖上“中国人”这个大帽子，一些话题说也说不完，也说不明白。一些当地人认为中国人的钱来路不明，“说可能是洗黑钱和贩毒的收入”。吴春华指出，唯一可信的事实是，中国的商户在账目上做了手脚，躲避在他们看来高额的税收，因此特别担心被查账，即便失窃了也不敢报案。当需要大笔钱的时候，“宁愿去贷款，钱放在家里，宁愿再拿钱去慢慢还”。

如今很少有中国商人还打算在威尼斯岛上再开一家中餐馆。一位开意大利餐厅的福建人在评价天津饭店时表现得很为难，最后她说，“现在大家可能都更喜欢新式的东西吧”。

过去中国商人担心开西餐厅和酒吧不受认可，现在他们完全可以盘下一家店面，再雇来外国的厨师和服务生，没人知道这家店的老板是谁。

吴春华同意这一点。尽管她和先生从未想过在中餐馆之外再开一门新生意，但现在她打算资助儿子开一间酒吧。要做这事，如今花的钱要比过去多不少，吴春华认为主要是因为普拉托的中国人在几年前涌入威尼斯，拿着过去在服装制造业赚的一大笔钱，把酒吧的价格从三四十万，抬高到了五六十万，“还买不到好的地点”。

吴春华的儿子似乎有不错的经商头脑。尽管他无法读懂点评软件上的中文，但他好像了解中国顾客想要什么。“我儿子跟我说，既然其它饭店都送甜点就能有好评，那我们也送甜点好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春华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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