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音叉指令是卫星安全返回地面前的最后一道指令，这个指令发出的时间既不能早，也不能晚。卫星什么时候抛掉外壳，打开降落伞，什么时候依次打开小伞、副伞和大伞，靠的就是时间音叉指令，可现在却偏偏在这一点上令测控人员左右为难。
卫星返回地面时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在时间上相差5秒钟落点就会偏差40公里，而返回点的速度方向角如偏差1度，落点航程就会偏差300公里。地面遥控和卫星上的程序控制必须做到准确无误，否则卫星既有可能落到回收区外，又有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仅在1959年，美国在它的数次发射中，就因为胶卷舱弹射程序出现故障而导致了几次失败。4月13日，“发现者2号”飞到17圈时，按计划进行了关键的胶卷舱弹射，但由于人为误差，弹射指令发出时间稍稍早了一点，致使胶卷舱落到了挪威北部离苏联边境不远的地方，人们事后推测，这个胶卷舱替苏联做了好事——一队迅速组织起来的苏联搜索队回收了这一意外礼物。11月20日，“发现者8号”在接受指令打开降落伞时地面人员发现这一次分离的时间倒是不早，却又晚了一些，胶卷舱不知飘落何处，令美国人十分沮丧。
至于苏联，在这方面的事故更是不堪回首。
1967年4月科马罗夫驾驶“联盟号”飞船升上太空，这是苏联雄心勃勃的登月计划中的一部分。但就在科马罗夫驾驶飞船返回时，由于回收舱的主降落伞没有打开，备用伞也出了问题，以至飞船着地时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0公里当时美国设在土耳其的监听站记录到了“联盟号”飞船高速撞向地球时，科马罗夫极度痛苦的惨叫声。在飞船残骸附近，人们挖掘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了科马罗夫的遗体，苏联同美国展开的登月竞赛亦因此宣告失败。
现在，中国的测控人员也面临着类似的危险，这两台计算机相互冲突，究竟发不发开伞指令？
更要命的是，此时离卫星飞出中国上空，脱离观测段只剩15秒了！
祁思禹根据平时练就的一套过硬本领和丰厚的专业学识，迅速计算出了最佳开伞时间，旋即冲进指挥大厅，脸色苍白地大叫一声：
“发！”
事后，人们曾笑传祁思禹在当时急得尿了裤子，跑丢了鞋子，这当然是一种过度夸张。但在那一时刻，许多测控人员提心吊胆，出了一身又一身的冷汗，是多少年后他们仍记忆犹新的。
29日上午11时许，返回式卫星携带着遥感资料，按原定计划准时返回了地面，走完了上天、入轨、遥感、返回的全过程。在卫星开始返回地面时经计算，轨道预报落点在东经105度33分30秒，北纬26度25分估计偏远了400余公里。由于回收区对卫星返回的跟踪稍纵即逝，指挥部立即命令六部刘文洪副部长带领回收部队飞往该区域搜索回收。全区跟踪测控基本结束后，尽管有了落点预报，但落点实情尚未证实，令回收人员和指挥部心里很不踏实。
这时通过国家邮电部调集的全国103条通信线路全部集中在卫星返回的所有信息上，数十万民兵在南方广阔的地域内时刻注视着天空。中午时分贵州六枝盘公社一家煤矿上的4名矿工正坐在井口闲聊，突然看到一个圆乎乎的大家伙从天空飞落下来，“刷啦啦”一声，它将一棵大松树巨大的树冠一扫而光，接着蹦落在了地上。
发现天外来客的消息很快一级一级报了上去，下午6时国防科委指挥所通告，贵州军区在六枝盘公社坡了大队发现一空降物，已派民兵保护现场。回收人员立即火速赶到卫星降落地点，对返回舱实施了回收。
在北京，叶剑英高兴地边看着返回式卫星拍摄的照片，边对大家说：
“偏远了400多公里没什么要紧嘛。我们第一次回收卫星，能落在中国大地上就是胜利！”
返回式卫星发射成功的新闻公报送到毛主席那里时，他由于眼疾那时已经看不太清字了。这以前，他曾五次审阅过有关返回式卫星的飞行试验报告。他让秘书人员给他一字一句念，对一些字句作了修改，随即签发了公报。
至此，作为继美国和苏联之后能够回收卫星的第三个国家，中国再一次震撼了世界，并随即加快了自己载人航天的秘密历程。
卫星突发险情
“你凭什么能保证不出问题？”钱学森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严谨可靠的科学依据。
“凭什么？”祁思禹愣住了，但他很快就一掀军帽，坚决地说，“就凭我这一脑袋白头发！”
“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从东风基地2号发射场起飞，将返回式卫星送入轨道后，基地测控系统实时跟踪，准确测量，迅速处理数据，很快得到了星箭分离的时间，卫星入轨几分钟即计算出了初轨根数。王盛元立即从测控中心报告了北京指挥所。
当天，钱学森和马捷等测控中心人马不停蹄，乘飞机从发射场赶到了渭南，卫星上天后，主战场便由东风场区移到了这里。这是中国开天辟地头一次回收卫星，上上下下都极为关注，大家全都将心提到了半空中。
事有凑巧，就在钱学森一行下了飞机，刚刚走进测控中心之际，已经运行了几圈的卫星突然发出了一种不祥之兆，技术人员报告说，遥测数据表明，星上气压下降，卫星处于不正常的危险状态。
这是一个致命的故障！
钱学森事先不是没想到卫星发射的种种波折，但他没料到刚进测控中心的大门便得到了这样的消息。
为了保障卫星运行三天和进行姿态控制，返回式卫星上装有专门的气源瓶。如果照现在这种情况发展，气压下降过快，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提前回收。
可是，这颗预定在天上运行拍摄三天的卫星，到此时才运行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刚打上去就收回来，空中拍摄计划显然就化为了泡影。而如果不提前回收，则要冒卫星因失去气压不受控制的风险，这更是大家不愿面对的。众人各抒己见，讨论了半天，决心难下。
“我看，先就按王恕副部长的意见，让卫星再运行一圈看看情况如何，”钱学森听了一会儿讨论，转向正擦着汗的副参谋长郝岩，“让轨道计算组再仔细分析一下，看看照现在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长时间。如果真要提前回收，最好赶在今天的最后一圈回来。”
轨道组组长祁思禹立即根据有关数据进行了计算和分析。到了指挥大厅，祁思禹见钱学森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紧紧盯着他，心里不禁有些发毛。
“计算结果如何？卫星到底还能不能坚持？”钱学森有意放缓语气问道。
“能坚持！”祁思禹非常明白他现在所说的每一个字的分量，他更知道，在这种关键时刻，含糊其辞是绝对不允许的。
“你凭什么能保证不出问题？”钱学森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严谨可靠的科学依据。
“凭什么？”祁思禹愣住了，但他很快就一掀军帽，坚决地说，“就凭我这一脑袋白头发！”
大家看着祁思禹，一时都没人说话了。
“从气压曲线下降的情况分析，后面几圈的下降有减少的趋向，我们认为这是卫星在调整姿态时发生的现象，”祁思禹胸有成竹地说出他的理由，“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指令控制卫星，并使气压继续维持下去。”
按照这个分析，专家们又经过慎重研究，最后报告北京：卫星可以维持一天时间，建议第二天再考虑提前回收。
但是，卫星入轨后的这第一天，传回来的遥测数据不仅没有缓解人们紧张到极点的心情，反而使这种气氛更显得惊心动魄了。一开始，测控人员非常担心卫星气压下降过快，导致最后失控，但等卫星运行到将近10圈时，气源曲线却又几乎停住不动了。到这一天最后一圈时，气瓶压力仍保持了原先的数值。不可思议的是，星上其它数据都很正常，地面设备向卫星下达的各种指令也正常完成，星上反应非常灵敏。
怎么办？
测控人员已经冒着很大风险让卫星坚持运行了一天，到了第二天，面对卫星气压方面的异常信息，究竟是继续维持运行还是提前回收？指挥部紧急召开会议，研究这一情况。讨论中，有的专家认为既然卫星气源曲线显示异常，就不应该继续冒险，卫星已经基本完成了拍摄任务，现在回收还来得及，否则的话，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势必导致前功尽弃，悔之晚矣！
“我看可以按原定计划继续运行。”祁思禹反对第二天提前回收，他梗着脖子说，“气压下降过快是不正常的，现在运行快两天了，气源曲线又显示不动了，这更不正常。从目前得到的数据判断，很可能是气压瓶的数据传导系统在捣乱，而实际上卫星气压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其他几位专家当即对祁思禹的这一分析表示赞同，因为卫星到现在除了气压显示有些波动以外，其它各个系统的运转都处于良好状态。
指挥部决定按计划进行。当天晚上，张爱萍从北京打电话指示说：
“胜利在握，千万不要疏忽大意。要双人双岗，精心操作，严密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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