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工”到“技工” 郭台铭如何“治人”

　　搬出园区

　　“搬出去的时候太匆忙，有点被房东坑了，其实园区周围也有很多更加实惠的房源。”黄彦超对《21CBR》记者表示，今年过年后回到深圳，便开始盘算搬出去住。

　　尽管住在富士康园区里相当方便，生活成本也比搬出去住小很多，但毕竟四个人一间的宿舍不太方便，“我们都是倒班制，有些活动还是会打扰到其他人休息，这样不太好。”

　　富士康的园区在全国的一二三线城市都有分布，园区内有幼儿园、超市商场、医院等一系列完整配套，每个大型的富士康园区都是一个小社区。

　　哪怕在园区之外，也是以富士康园区这个庞大生态圈为原点进行辐射。比如，深圳观澜街道的地区总面积约为34.6平方公里，居住在这里的人口接近百万，而其中拥有户籍的本地人只有2.46万人左右。随着富士康园区拔地而起，数以十万计的工人涌入，带来的巨大商机又吸引了大量来做生意的外地人。

　　当年富士康接下苹果手机的单子，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这里的工人“多得像蚂蚁一样”，附近的超市、网吧、宿舍生意非常好，只要是跟富士康的工人们有关的事儿，都能赚到钱。

　　黄彦超的房东便是尽享土地带来财富的深圳本地人，他们尽量利用每一寸土地去建造民房。一时间，鸽子笼一般的廉价公寓鳞次栉比，每家都贴着大大的字“提供网络”。某个昏黄的周末傍晚，黄彦超走进了这片极为不规则的建筑群中。

　　搬出园区，黄彦超就开始面对比较实际的“柴米油盐”，“之前住宿舍一个月给300元，现在自己租房子，每月租金500元，还得支付水电网费等杂费。”

　　尽管如此，像黄彦超这样在适应富士康工作后选择搬出的员工不在少数，毕竟相对独立自由的空间是年轻人极为向往的。而对于员工们的住宿选择，富士康也持开放态度。“住在哪里是员工自己的权利，员工如果谈恋爱、结婚生子，让他们一直住在园区里也不是特别合适。”朱春霞对《21CBR》记者表示。

　　黄彦超找到了一个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园区的单间并精心布置，他买来一些简易家具，甚至还给出租屋贴上了墙纸，“就是让这里看上去有点生活气息，毕竟这和宿舍还是不同的。”

　　外面的世界

　　与前辈们相比，黄彦超们对于“外面的世界”颇为感兴趣，在微信上，黄彦超经常与同事们讨论一些社会热点话题，也经常因为意见不统一而在网络上“撕逼”。黄彦超们并不会一味埋头苦干，想着赚钱回到老家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而他的前辈们正因抱着这种念头去工作，才会坚持相对丰厚，却透支青春与体力的加班。

　　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客观上推动着富士康在人力管理上的进化，严格的军事化管理已经不切实际。富士康开始采取人性化管理，设置更为多样化的员工上升通道。“我还是想再多学一些技术，这样会在晋升上更有优势。”黄彦超说。

　　前几年的“跳楼”事件也让郭台铭开始反思，富士康的管理体制是否符合时代发展?郭台铭经常来到一线生产线了解员工的工作生活状态，90后员工已成为富士康的“中流砥柱”，郭台铭发现，年轻一代的产业工人的生活习惯与行为方式和之前大为不同，“郭总裁说得很直接，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去思考员工的行为。” 朱春霞说。

　　事实上，富士康的人员结构发生了不小变化，富士康人力资源高级总监张占武在笔记本上写着富士康各学历层次员工占比，其中本科约7%、大专生约11%、高中约40%、初中学历约37%。“这是一个大概的数据，不是特别准确，因为现实招工时很多员工学历无法确认清楚。”张占武补充说。

　　为了留住年轻一代的产业工人，富士康开始迎合他们的需求进行改变，比如推动电竞在富士康的发展，可以拉近管理层与一线员工的距离。

　　郭台铭近期一系列举动，也预示着富士康规划方向，内地将成为富士康未来发展的重心。早在去年，广州市政府与富士康子公司堺显示器制品株式会社(SDP)签约合作，在广州东部的增城建设产业园区，该项目一期总投资610亿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单笔投资额最大的先进制造业项目。

　　如果现在还单纯地将富士康在内地的业务定位在“代工厂”上显然不合适。

　　“我们的位置属于年轻人，希望他们是实体经济的接班人。”郭台铭说，“富士康的工厂将来会大量进行自动化生产，多出来的人力我们就用来做设计和研发，如果深圳要变成中国的硅谷，先进的制造技术必须与先进的产品设计相结合。”

　　为了留住人才，富士康也开始效仿腾讯、阿里等互联网公司的做法，丰富与提高员工待遇。张占武称，富士康会向政府申请更多的安居房，解决优秀大学生人才的实际问题，考虑通过对优秀大学生进行配股配房等待遇，以留住人才。

富士康科技集团历年出口额(200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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