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瑞·斯登：为家族荣誉而战

　　百达翡丽全球副总裁泰瑞·斯登

　　作为斯登家族第四代的独子，家族产业未来继承人，泰瑞花了10年的时间，等到与父亲并肩作战的机会。“直到有一天，我在开会时，接到父亲的电话，让我交接完工作，回日内瓦总部。”泰瑞说，“我知道我通过了父亲的考验，家族的考验。”

　　2005年，对蜚声全球的瑞士钟表业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因为在今年的巴塞尔和日内瓦表展中，很多名表纷纷宣布了新生代接班人。比如现任昆仑表总裁Severin Wundermann之子Michael将子承父业，Swatch集团主席N.G.Hayek除了让儿子N.HayekJr.接手集团总裁外，还任命了外孙Marc Hayek担任BLANCPAIN宝鉑表的总裁。Ck Watch和Leon Hatot总裁Arlette Emch之子Manuel Emch，不仅是Swatch集团里最年轻的总裁，还让以制造机械活动人偶闻名的百年老牌Jaquet Droz，重新复活。

　　不管是家族企业还是大集团，现任掌门的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子嗣参与的比例迅速上升，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期待他们带来新时代的经营理念、行销手法甚至是产品设计。不过，也许有人不知道，曾风光了几百年的瑞士钟表业到了20世纪后半叶，面对奢侈品集团的有力扩张，以及由此引发的残酷市场竞争，由家族独立经营的品牌越来越少，但百达斐丽是个例外。

　　自1932年Charles Stern在日内瓦收购了这一制表公司后，百达翡丽便一直在斯登(Stern)家族中代代相传。

　　泰瑞·斯登(Thierry Stern)，是其家族第四代传人，是现任百达翡丽总裁之子。外滩十八号，百达斐丽在中国首家也是其全球第三家精品店内，面对各路名流及媒体，泰瑞欣然向《每日经济新闻》说出了一个家族与世代名表的故事。

　　父子携手

　　和其他世界名表相比，百达翡丽到中国的步伐姗姗来迟。但其开设这一全球第三家精品店的决策过程，却简捷而明快。

　　“之前，我们就知道中国的顶级钟表市场非常有潜力。我们了解到很多对手已经在这里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泰瑞说，“所以，我们想，百达翡丽可以来这里发展了。”

　　选址是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最终确定之前，百达翡丽在中国的搭档MELCHERS美最时集团，给瑞士总部发过几份候选店面的资料，但并不是很理想。两周后，泰瑞和父亲正在少女峰滑雪，突然接到国际长途，“他们说又有一个候选店面传真过来。”父子俩连忙换了衣服跑到公司，“上海外滩十八号，从各方面条件看都很对味。”这家店就这样被斯登父子俩在2个小时里定了下来。

　　“很难想像，一个大集团做到这一切，会是怎样一个过程。”还不善于面对媒体侃侃而谈，甚至有些腼腆的泰瑞在说起父子俩的这次携手决策时，脸上满是意犹未尽的快意，“看，这就是家族企业的好处———决策流程简化，决策更加高效。”

　　其实，在很多方面，百达翡丽并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论历史，160年的百达翡丽完全逊于宝鉑Blancpain(270岁)、江诗丹顿Vacheron Constanin(250岁)和Perrelet(228岁)；论销量，百达翡丽输于时尚宠儿Timex与Seiko；论张扬，百达翡丽更是次于Rolex，它的品牌标志甚至很少出现在表盘之上。因此，百达翡丽能一路独步世界，在泰瑞看来，家族管理是他们的决胜秘诀。

　　“我们一直奉行独立经营策略，是家族独立。”泰瑞回答直击核心，“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一百多年积累的思路经营，不必听从某个决策者或者满足投资者的要求。”

　　在家族和集团的管理方式之间选择，斯登的传人一如既往地自信。“有大集团做后盾固然提高了安全系数，可一旦出现经济不景气，你就会明白被大集团收购是多么大的不幸。”泰瑞向《每日经济新闻》解释道，“从集团本身来说，他有责任为旗下众多品牌提供经济补贴，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耗损的事情。就像在食物短缺的年代，一个孩子的家庭自然能比两个孩子的家庭吃到更多的粮食。此时，盈利大的品牌势必贴补得更多，而弱盈利的品牌自然也就不会有奋起直追的动力。”泰瑞认为，大集团可以掩盖掉很多问题，可他们有勇气自己直接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

　　在泰瑞看来，这样的管理意味着决策独立和财政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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