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不容忽视

　　近一二年来，国际上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措施频发，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反倾销调查和“特保”数量限制严重打击着中国相关行业的出口市场前景。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制造”在一些主要的发展中国家也遭遇同样困境。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些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比较明显。分析表明，在美国和欧盟，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法律抗争保住自己的贸易权益，可一旦在发展中国家惹上麻烦，十有八九凶多吉少。

　　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提供的统计数据，2004年国外针对中国的贸易救济案件共59起（反倾销45起，反补贴3起，一般性保障措施10起，“特保”措施1起），涉案金额14.3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1000~5000万美元的案子有10个，涉案金额4.24亿美元。2005年1~8月，中国在国外遭遇了44起贸易救济案件（反倾销35起，反补贴0起，一般性保障措施4起，“特保”措施5起），涉案金额15.44亿美元。其中发展中国家800~4500万美元的案子有10个，涉案金额4.24亿美元。

　　上述统计表明，中国出口市场的80%以上集中在美国、欧盟和日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份额不到20%，却在贸易摩擦的涉案金额上接近1/3。商务部有关人士认为，从发展势头看，这一比重还将继续上升。

　　贸易冲突复杂背景

　　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有土耳其、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秘鲁等，都是一些综合实力较强的国际和地区大国。业内人士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发生贸易冲突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因统计差异（主要是香港因素）造成的中方长期贸易顺差，二是双方经济结构趋同———出口导向行业在各自经济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出口产品均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北京环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幻中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与上述国家的贸易摩擦，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双方还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背景。在中国方面，我们正在经历剧烈的社会转型，数以亿计的农民涌入城市，在很多行业、尤其是出口加工行业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农民工的工资和福利水平相对要低得多，加之中国缺乏强制的“企业社会责任”，致使个别地区和个别企业的低价产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造成冲击。

　　比较而言，上述国家大多没有中国这样沉重的社会转型负担，其工人工资和福利水平也普遍高于中国而且有法律保障。此外，这些国家的工会和行业组织都很强势，它们不仅维护工人权益，更能在发生贸易摩擦时，压迫政府对外强硬。“在一些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陈幻中非常强调这一点。他说我们在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时，政府交涉是必要的，但却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要从社会政治理念的差异来理解这个问题。要知道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内政比外交更重要。”

　　商务部公平贸易局处长程永如认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是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差异和全球化背景下竞争和开放的矛盾心态。同时，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失业、贫困等共同的挑战，很多国家的产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对政府保护的依赖程度很高，对“中国制造”和“中国价格”心存恐惧。

　　因此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冲突不是个案的，而是由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决定的一个长期趋势。它们不仅表现为双边冲突，同时还表现为争夺第三国市场的生死竞争。在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之前，土耳其的行业协会挑头搞“伊斯坦布尔宣言”就很能说明问题。

　　反倾销大国市场慎入

　　根据记者掌握的情况，对中国产品最不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当属土耳其。土耳其1989年出台反倾销法，迄今共发起反倾销调查84起，有45起是针对中国的。不仅如此，中国企业在迄今的应诉中无一起胜诉。

    “土耳其调查官员对中国企业缺乏起码的法律公正，很多做法明显违背WTO的规定。”君则君律师事务所的周勇律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据介绍，土方的通常做法是：企业必须提供一年之内所有的销售发票，有的企业一年的销售可能会有几十万笔，但一笔都不能遗漏；突然更换替代国，在彩电一案中，竟能临时换用土方原告产品做替代价格，而且没有任何解释；混淆市场经济地位和分别税率，导致企业应诉与否结果都一样；问卷调查毫不考虑中国企业的困难，在一个案子中，发放和回收补充问卷的时间偏偏选在春节前后，而事先中方反复提醒过对方这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对裁决结果从未有过详细的信息披露。此外，土方还认为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有关人士认为，土方调查机构的态度表明，在双边贸易纠纷的背后，实际上是对中国产品进入其传统市场欧盟的警觉。

　　墨西哥是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慎入之地。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谢文泽援引墨西哥学界的研究，中国的纺织品成衣已经威胁到了墨西哥同类行业的生存，中国不仅对墨出口纺织品和成衣，还通过投资、并购建了6个纺织城。中国是墨西哥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墨西哥每年对美贸易顺差300亿美元，刚好是墨方统计的对中国贸易逆差额。墨西哥学界直言不讳地说，每年辛辛苦苦从美国赚来的钱，都让中国挣了去。个别学者甚至建议政府对中国在墨企业进口中国纺织品原料严加限制，以此阻止中国的纺织品成衣的大举入侵，并保住本国在美国的市场份额。

　　印度是对华反倾销大户，2002~2004年底，印度终裁的案件总数142个，其中有63个是针对中国的。今年5月对我发起的绸缎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高达1.8亿美元，关系到我行业重大经济利益。但是，据商务部主管官员介绍，印度调查机构尚能公正对待中国企业，在个案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听得进去中国政府的意见，并愿意来中国做实地核查。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的李黎律师告诉记者，在他代理的两个印度对华反倾销案子中，一个从始至终走完了全程调查程序，并拿到了“—国有企业改制后的市场经济地位”，另一个则是4个涉案产品中有3个无税结案。

　　裁决结果相对较好，也激励了中国企业。近年来面对印度的反倾销调查，中国企业的应诉积极性大大提高，几乎是每案必应。

　　探讨中的应对之策

　　程永如对记者说，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视野要开阔，要有智慧，要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行业采取差异化策略，综合运用政府和民间经济外交、行业对话和自我约束等手段，化解矛盾，寻求利益共存。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姜哲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产品确实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及其第三国市场造成了冲击，但这主要是中国通过大量投资带动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而非倾销的结果。我们一定要让对方相信和看到，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因为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很多是偏见和信息阻隔造成的。陈幻中律师认为，中国企业本身的问题不能总靠外部来解决，应该立法提高企业劳工和环境标准，并加强执法力度，让企业没有倾销的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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