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检察官辞职自述:上升通道漫长 有职业倦怠感

变与不变

    不管是师傅还是同事，都评价张颖乾“优秀”。他对业务很钻研，学习能力很强，在同一批年轻人中很突出。

    “当他是书记员时，就能协助办案，这已经超出一般书记员的能力。虽然还没有取得助理检察员资格，但大家都认为他是有能力出庭的。”路远这么评论着。

    取得助理检察员资格，需要工作满三年以上。助理检察员经过检察长批准就可以行使检察员的职权。“助理检察员和检察员只是行政级别不一样，干的所有工作都是一样的。”

    张颖乾在第二年就可以独立办案了，但不能出庭。路远记得，在取得助理检察员资格前，有好多次案子实际上是张颖乾办的，但署名是别人。

    刚开始独立办案时，他只能办一些事实证据都比较清楚的简单案件，但慢慢到了第四年、第五年后，领导会有意识地委派他一些疑难复杂的案件。第五年时，他已经独立办了公安部交办的一个重大职务侵占案件。“像我的话基本等到第五年左右，基本上成长为非常成熟的公诉人了。”

    工作到第七年时，张颖乾发现，自己在检察院，现在是这样，十年以后可能还是这样。“十年里我甚至可能都坐在同一间办公室里，身边人都不变的，位置都不挪。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最恐怖的地方。十年对我来说，可能就是脸上的皱纹多了一些，头发变白了，或者头发变少了。”

“一般要多久能升为检察员呢？”

“要竞争上岗。”

“最快的话多久？”

“快的话你能一次就上，那可能三年就变成检察员了，但如果一直没竞争上，那可能十几年还到不了。”

“那检察员升到检察长要多久呢？”

“就是很长嘛，因为检察长都是领导，就更不好说了。”

    师傅的经历也让张颖乾感觉，上升的通道很漫长。

    魏西早年在江苏某基层检察院干了十几年公诉人。2006年，最高法规定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规定所有的死刑案件二审必须开庭。他所在的检察院重新成立公诉二处，魏西经遴选进入，担任助理检察员。

    在早年的那个基层检察院，魏西一路从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公诉科副科长，做到反贪局副局长。反贪局副局长的级别是科员。而他在现在的单位做了10年公诉人后，级别只是从副科调成了正科。

    由于魏西业务过硬，2013年，检察院给了他一个主任检察官的行政头衔。当时整个检察院两个公诉处，一共八个主任检察官，只有他是助理检察员，其他人都是处长。“这不是正式的，是临时的。”主任检察官不加工资，职务上也并没有什么变化。

    张颖乾提到的“竞争上岗”，不仅看年限，还要看名额。年限达到了，名额空了，才有机会。从助理检察员到检察员，必须工作一定时间，级别达到副处以上才有资格竞争，与此同时，还要刚好有检察员的名额。

    一般来说正科要做四五年，才能竞争副处。魏西还没有到副处级别。“机关里就是这样，一般来说，不管你工作好也好，不好也好，或者你工作能力强也好，不强也好。你必须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一定时间，才能竞争。”

    有些人一开始就做助理检察员，起点就比魏西高。有同事说，他吃亏就吃亏在从基层上来。

    张颖乾刚入检察院时，路远也是助理检察员——他从2006年开始担任助理检察员，2012年调去别的处担任副处长。

    2015年，涉及司法工作人员饭碗的员额制改革开始试行。1/3的人可以入额成为法官检察官。员额制将确认谁是办案的第一责任人，案件中辅助性的工作分给检察官助理去做。

    张颖乾担心，是否会让领导先入额，接下来2/3的人论资排辈。这样，他觉得自己在之后的十年里，可能都没有独立办案的资格，只能承担一些辅助性的工作。“办了这么多年案子，突然不用办案子了，对我来讲是一种荒废。”

    路远见过一些跟自己年龄不相上下的人辞职，“可能觉得员额制轮不上，等不起了就走了。张颖乾比我小，员额制肯定没他的份，但他等得起。”但他同时强调，离职的人通常是私下听说，他并没有统计过人数。

    “检察官离职通常有几种情况，但概括起来就是看不到职业前景的希望。其实司法改革的初衷之一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改革大方向和内容也是如此。因此许多人也寄望于司改，比如我。但为什么有一些人选择离开，还是因为个人对改革前景的预判问题，有人悲观也有人乐观。”路远说。

    正如他所说，年轻检察官中间也有不少乐观的留守者。刘东东（化名）是上海某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助理，他从政法院校毕业三年，“员额制实行后，上升可能比以前花的时间更长。”但他同时认为，自己还很年轻，“干法律工作的年龄大才是优势，有的人三十岁入额，跟国外比，其实已经很早了。”刘冬冬说，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但刚起步，还需要时间做判断。目前刘东东还没发现身边有因为员额制改革离职的人。

    而对于另一位在上海工作两年的年轻检察官助理李平（化名）来说，检察官是他从大学起的法律梦想。“其他人辞不辞职我不知道，我不会辞职。”

    在路远看来，变革时期促使大家更多地做这种预判并选择。“解铃还须系铃人，留住这些人的办法恰恰还是司改，只要司改能够落到实处，发挥良性效应，自然能留住人和吸引人。怕就怕久拖不行，或换汤不换药。”

转行

    在检察院时，尽管张颖乾属于业务型公务员，但行政性的会议仍然很多。每周一上午要参加全处固定不变的会议，布置下一星期的工作，周四或周五开半天全院会议，小会更是数不胜数，一般一个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一个议程接一个议程。

    魏西也感觉到会议很多。“这个问题没办法的，我们大概一半的时间，花在这个上面。我们纯粹搞业务的，觉得这个是浪费时间。”但他就是带着两个耳朵去听，“我这人比较老实。”

    除此之外，张颖乾说他身边的同事还要做联合接访，三个月不用去检察院上班，而是去人民来访接待中心坐班。

    “可能领导觉得我们俩业务做得好。业务做得好，反而接访更多一些。”魏西表示理解。

    路远对这个现象如此解释：“各个单位都有接受信访的任务，涉及到某个案件，控申窗口的人也会分门别类到相应单位。这种工作本身是合理的。”

    立案登记制之后，大量案件涌进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案子送过来登记后立案，不用实质审查。

    检察院的案件比法院少一些，张颖乾所在的检察院一年30几件案子，但仍旧很忙，他经常需要出差，有时遇到涉及几个地方的案件，被告人都被羁押在当地的看守所里，提审需要去当地市里面或者县里面的看守所。有时，星期一出差直到星期五才能回来，连轴转地提审、开庭。

    案件是季节性的，有时井喷，有时很少，张颖乾记得有两个月一个案子也没有，很轻松，天天上班就看看书聊聊天，一杯茶一张报纸也能坐一天。

    “第一年工资每月3000多元，第二年5000多元，之后就没有涨过。”张颖乾说，在他工作的几年，南京市民平均月收入在三五千元，他工作地点周边的房价目前约为2万一平方米。在工作的前两年，他有时还需要接受家里的补贴。

    做公诉人，一个刑事案件，张颖乾跟律师干的是一样的活，他开玩笑说，我们出庭，20块钱一天，对面辩护人起码两万块一天。

    而魏西笑着说，不夸张地讲，其实出庭一分钱都没有，几十块也是出差补贴，公诉人只拿固定工资。

    张颖乾家境较好，父母给儿子在南京买了一套总价约200万元的房子。父亲张建刚说：“我们作为父母，希望孩子工作稳定点，内心是不同意（他辞职）的，本不希望他赚多少钱。”但最后还是决定尊重他的意愿。

    但他也说：“以前人家问，你儿子是干什么的？做检察官。检察官肯定好听，律师肯定地位低。”

    说起职业尊荣感，张颖乾也发现，对别人说做律师和做法官、检察官确实不一样：他在检察院时，每年有十几个人给他介绍对象；当律师以后，给他介绍对象的只剩亲戚了。

    张颖乾的新工作在上海，上个周末，他工作太累，在家睡了两天。新工作虽然没有以前忙，但让他感到压力很大。“要直面各种人、各种事；以前案件自己可以把握时间进度，现在都要听公检法的安排，很有可能这个案件材料还没处理完，法院突然通知开庭，需要连夜准备材料。”

    但他又觉得，做律师，现在每天都是新的，他不确定今天能够接触怎样的人，什么样的案件。“这可能就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张颖乾的新办公桌位于15层透明的落地窗户旁，透过透明玻璃，是一片巨大的人工湖，远处有一片新楼正在建设中。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