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和用商人所送美元捐功德 称为人民祈福

　　“刘半城”稳赚不赔的买卖

　　以前，江苏省宿迁市的街头，曾奔驰着两辆相同牌照的轿车：苏N00000。一个牌照曾属于市委书记，另一个黑色的外商专用牌照，则属于刘卫高。

　　如今，刘卫高在宿迁的房产项目囊括了小区、商场、写字楼、娱乐设施等，几乎占据了宿迁新城的半壁江山。刘卫高因此被戏称为“刘半城”。

　　在宿迁，刘卫高的政治资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仇和。

　　2003年，刘在宿迁投资两百万建立了芬那丝袜业有限公司。宿迁本地企业家王明（化名）回忆，袜厂建立后，刘卫高充分展现了“社交本领”，利用投资商身份在宿迁官场四处活动，有段时间宿迁市政府赠送外地官员和客商的礼物，很多都是“芬那丝”的袜子。

　　王明回忆，刘卫高与仇和的结缘，源于宿迁市政府的一次义乌考察。仇和对义乌的商贸模式一直有兴趣，考察期间刘卫高组织接待、参观，赢得了与仇和交流的机会。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刘卫高做了很多功课，揣摩了仇和的心思，以了解仇和的招商引资思路。

　　此时，宿迁市的招商引资工作刚刚布入正轨。 2002年，仇和把在沭阳开展的全民招商模式带到宿迁，要求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

　　当时负责招商的一名官员回忆，刘卫高带来的两百万项目，已经属于宿迁所能引来的“大项目”了，因此，当刘卫高向仇和介绍义乌小商品城模式后，仇和决定，将义乌小商品城的模式复制到宿迁。这一决策的执行者，自然就是刘卫高。

　　宿迁城区始建于1997年的一个批发市场成了试验田，但在拆迁中，刘卫高提出，原址重建规模无法扩展。后来，市政府为刘卫高另批了一块地方，由刘卫高投资26亿。2005年8月1日，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破土动工。

　　在其他企业家看来，这个项目几乎是仇和送给刘卫高“稳赚不赔”的买卖。在旧市场被拆掉后，老的商户只能选择购买新商贸城的商铺，而老批发市场的地块，还可以接手继续开发。

　　同样是开发商的王明估计，仅此一个项目，刘卫高至少净赚了七八亿元，自此一跃成为宿迁名气最大的商人。

　　王明回忆，刘平时很少与本地企业家打交道，每次见到刘，他都跟在时任仇和秘书的谢新松后面；另一位开发商称，刘卫高当时在宿迁的拿地等行为，都是通过谢进行。

　　昆明的江浙企业大潮

　　刚到昆明，仇和提出“全城改造城中村”，要在5年内重建三百多个城中村。改造方法，正是他在宿迁的“义乌商贸城”模式。

　　刘卫高正是看准了仇和提出的“以大项目带动城中村改造”，才从宿迁“追随”，以“复制宿迁义乌商贸城”的名义进驻昆明。

　　仇和入滇半年之后，2008年5月，刘卫高的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在昆明官渡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

　　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经营和房屋拆迁工程等。

　　此时，宿迁官场已有人不解，“仇书记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要带他过去？”

　　昆明市一位官员透露，在刘卫高接盘螺蛳湾项目之前，老螺蛳湾地块是被分散的昆明本地企业买走的，但分散经营，不合仇和的开发理念，因此，该地块又以某种方式重新回归了竞拍，被刘卫高整块拍走。

　　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称，仇和一直看不上本地开发商，云南本地的企业资金分散，长期习惯“窝里斗”，而江浙商人资本雄厚，能符合仇和的要求，这是仇和选择江浙商人的客观原因。

　　刘卫高则迅速融资，接盘这一大项目。资料显示，2008年9月28日，云南中豪的首个大项目——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项目开工。它成为昆明市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约580亿元，主体商城板块总占地5705亩。

　　2011年，刘卫高组织了25个财团出资320亿投资了新螺蛳湾项目。看起来，这是刘卫高与仇和在昆明又一次宏伟的“造城”规划。

　　但实际上，此时的刘卫高无法满足仇和“大项目”的要求。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刘卫高的项目基本是依赖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而这或许就是刘卫高与仇和被调查的导火索。

　　新螺蛳湾项目投资之前，刘卫高的资本实际上已经挥师江苏，在宿迁开始了“运河文化城”项目的投资。

　　2010年，刘卫高投资的占地11平方公里的运河文化城启动，包括若干商品住宅小区、会展中心等二十余项文化旅游产业项目，被视为“中国最大的运河主题大盘”。

　　宿迁市政府内部人士透露，为了获得体量巨大的土地，刘卫高承接下了附近公路、桥梁和学校等公共工程的建设。

　　因此，一年之后在昆明接下320亿项目的刘卫高，实质上已经资金吃紧。

　　中豪集团一位高层人士透露，为解决资金问题，仇和曾帮助刘卫高筹措资金。随后，刘卫高因涉嫌“非法集资”被带走调查。

　　去年10月22日，昆明市国土资源局发通告，向25家房地产企业追缴土地价款。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榜上有名。

　　除了刘卫高，仇和执政的四年，几乎是江浙企业大规模进驻昆明的时期。

　　多位出租车司机回忆，昆明街头不少在建的房地产项目都挂着“江苏建工”横幅，一时间，“满城尽是江浙商”。

　　房产项目外，仇和在昆明执行的绿化政策也争议颇多。他曾要求一年内实现种树80万株“视觉补差”，“树要多，多到城这头到城那头，猴子掉不下来”。

　　昆明《都市时报》2011年11月报道，过去4年昆明种下了876万株树，于2010年摘取“国家园林城市”桂冠。

　　但其街道绿化被指缺乏科学规划，有的街道边上种有两排甚至三排树。

　　仇和在沭阳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大力发展过花卉种植业，沭阳县的新河和颜集镇，都曾被评为“花木之乡”。

　　宿迁一名开发商透露，仇和到昆明后，绿化树种很多都是从沭阳引进，业务往来最多的是沭阳苏北花卉有限公司，其董事长为沭阳县庙头镇聚贤村党委书记李生，“仇和在沭阳做书记时两人就认识”。

　　昨日下午，李生在电话中承认，这几年给昆明“做过几个项目，按照设计要求提供苗木”，但他未透露项目细节。

　　走“上层路线”的地产项目

　　江浙商人涌入，有本地企业势薄，不能满足仇和城市规划的客观原因。因此并未得到太多质疑。

　　但项目进入后，却常有“上层授权”的违规行为出现，在昆明官场，引发了不少质疑。

　　昆明政府部门一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表示，仇和在昆明期间，许多房地产项目都存在严重违规问题，大批江浙企业“走上层路线”，很多项目都是“上面压着下面来违规办理”，有业务负责人私下感叹，“每天做事都是要进纪委的节奏”。

　　2011年10月，仇和离任昆明市委书记前夕，江苏南通的涌鑫集团在昆明呈贡新区投资建设的昆明涌鑫中心项目正式签约，《云南日报》当时的报道称，该项目占地225亩，概算总投资35亿元。

　　该人士称，该项目土地在正式竞拍前，涌鑫集团曾经找到市政府，要求地价控制在200万（每亩）左右。而依据仇和定下的“五四三二一”（一环以内土地底价500万元一亩，一环至二环间400万元一亩，以此类推）基准地价制度，该项目邻近的土地竞拍价约为700万一亩。

　　“他们的出价低出市场价太多。”土地规划部门人员向上再三争取，最终，涌鑫集团答应提价至300万（每亩）。此后，市政府就此专门开会，并下发了红头文件，要求该项目竞拍地价必须控制在300万。

　　“我们违逆不了上面的红头文件。”该人士说，该项目是仇和授意实施，并且，这是仇和离任市委书记前“指示”在呈贡新区的最后一个项目。

　　最终在土地竞拍中，涌鑫集团如愿以300万每亩的价格拍得土地。

　　昨天，涌鑫集团副总裁邓习汇证实，该项目当时拿地的价格是300万一亩。但他强调，“（外界说我们）低价拿地不存在，我们都是走正规的招拍挂程序。”

　　邓习汇说，涌鑫集团是在2011年左右昆明粮食局对口招商时被引进的，这也是他和仇和相识的原因。但他说自己和仇和并无私交，“我们之间都是公事公办，虽然相互认识，那仅仅因为我们是江苏的开发商，他也是江苏出来的。”

　　在仇和任上，还曾经发生轰动一时的“华西地产项目诈骗案”。2010年初，云南君信投资有限公司与昆明宁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未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等相关行政许可，不具备商品房预售及收取购房款的法定条件的情况下，以永胜村“城中村”改造为名，假借“华西·滨湖国际生态城”项目名义，以每平方米售价比周边楼盘低2000元的诱惑，吸引了2000多个市民和40余家单位抢购，诈骗金额高达近3亿元。

　　这两家公司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了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对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昆明办事处请示函的批示件，批示原文为“请文荣、云波、陈勇同志立即会处答复”。

　　此后，昆明市城改办在接官渡区请示研究后，以昆城改办〔2010〕15号文明确答复此项目不能按城中村改造项目进行规划和改造，不同意立项开发。但涉案人员故意歪曲和扩散批示内容，以复印处理手段模糊“会处答复”四个字，向公众隐瞒“最终答复不同意开发”的决定，误导公众视线、混淆视听，最终达到了诈骗目的。

　　有政府内部人士称，该案引起了省委领导的重视，仇和此前在土地问题上的违规争议也被发现。

　　仇和旋风过后

　　石鹏飞是第一个提出“仇和新政”概念的学者。他对仇和层满怀期待，希望仇和能弥补云南与发达地区的“古代与现代的差距”。

　　在昆明，仇和的“休克疗法”为昆明带来了二环路和地铁，出租车司机也评价，“如果没有仇和，今天的昆明会彻底堵死”。

　　早在仇和来之前，当时作为政协委员的熊思远就曾提案，“城中村是昆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不止一位“城中村”居民表示，“很愿意被拆迁”。因强拆而引发风波的宏仁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明也承认，城中村的改造“是正确的，只是方式有问题”。

　　昆明市一位官员的评价是，“仇书记对于程序和法规没有概念，对是否越界也没有概念，政府部门几乎经常以违规的方法在做事”。

　　这名官员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新。仇和曾带着政府官员和开发商到泰国考察，在一个寺庙，仇和准备拜佛时，一旁的开发商们送上了大把美元，仇和接过之后，对左右的随行人员说，“我这不是贪污，我这是为昆明人民祈福。”用开发商提供的美元“捐了功德”。

　　这名官员说，能否接受开发商的钱是原则问题，但似乎仇和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这个过程就没问题，所以，他才会在众人眼皮底下接过钱。

　　一位政府部门人士有一次随同仇和视察滇池，仇和站在山上，发现有一块地正准备开发，随即指示，“这一块地要给我改成绿地”。

　　其时，该地块已经拍卖给了当地某知名企业进行开发，土地证已经下发，招商也已开始。但随从人员无人指出并反对。

　　仇和转身对着一位市领导说，“你怎么看？”这位市领导只能接话，“我只有一句话，按仇书记的指示办！”

　　不止一名官员总结，仇和的强势改革很多都是违规推动，而如今，程序正义已经成为了社会共识，仇和那种违规改革的做法早已经过时了。“仇和旋风”，为昆明留下成绩，但也带来了对法治和程序的伤害。

　　离开昆明前，仇和曾反思，“如果自己的性格再温和一些、领导艺术再讲究一些，或许就会避免因工作要求严厉、批评人较多而伤害少数同志的感情”。

　　仇和落马后，原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为当年“仇和新政”的争议下了新的结论，“以人治推动法治，实际上就是人治，以不民主推动民主，实际上就是不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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