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数据飘在“云”上阿里健康危及国家安全？

     阿里健康承接药品电子监管信息之后，迅速推出相关互联网产品。原来的裁判下场踢球，让球员怎么混？

     针对企业可能实施的商业行为，国家食药总局强调：药品电子监管码所有数据信息都归该局所有，任何一方都不能用于商业服务。

（新华社/图）

     2015年春节前，一个营销人员拜访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永红，希望利用数据为这家上市药企设计一个市场解决方案。

     “这是我们公司的数据啊？”看到方案，陈永红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方案所用的数据，包括各类药品的批次、流向和数量都来自众生，但陈永红却从未看过。

     陈永红称数据来自掌握全国药品监管信息的阿里健康，这让他担心企业的信息安全。实际上，中国大多数药企负责人并不系统掌握自己生产的药究竟流向何方。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国家食药总局）的监管要求，这些数据都被储存在一个叫做“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数据库，高高挂在“阿里云”上。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南老百姓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公开向国家食药总局建议，药品电子监管信息涉及国家安全，“应立即停止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由企业运营”，矛头直指进军医药行业的阿里健康。

     实际上，在这场医药行业的大数据游戏中，真正让连锁药店和药企这些“运动员”不安和恐慌的是，有一天要跟阿里健康这样的“裁判员”同场竞技。

     对此，国家食药总局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强调：药品电子监管码搜集、产生、存储的所有数据、文档、信息和记录，都归该局所有，“任何一方都不能用于商业服务”。

裁判下场球员抗议

     “作为裁判员，不应下场踢球。”谢子龙反复强调这一点。

     药品电子监管相当于药品的“电子身份证”，监管部门希望借此实现药品生产、流通、消费的全程监控。

     从2006年开始，“药品电子监管网”的数据平台由中信21世纪公司运营。2014年1月，阿里巴巴耗资10亿元人民币，控股中信21世纪公司（该公司股票后改名阿里健康）

     让医药企业警惕的是，此后不久，阿里健康就推出了相关的互联网产品。

     2014年7月，阿里在手机淘宝和支付宝钱包中推出“药品安全计划”；同年11月，“阿里健康”App上线，其中也包括“药品安全识别功能”。

     在这些平台上，用户只要扫描药盒上的监管码，就能快速查询到药品用法、禁忌、生产批次及药品流向。

     药品生产企业不知道自己的药卖给了谁，但数据平台的运营者阿里健康，却能在短时间内推出移动互联网产品。

     “现在的态势表明，即使不直接盈利，阿里健康也会利用数据演化出一个盈利模式。”陈永红说。

     谢子龙为此连夜写成《关于将药品电子监管系统交由国家食药总局统一管理，确保信息安全的建议》带上2015年“两会”。

     如题所示，谢子龙建议国家食药总局收回药品电子监管码系统管理权限，停止强制企业向电子监管平台上传数据，并公开招标寻求“廉价”的管理模式。

     “我反映的是行业意见，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在2015年3月4日召开的医药界“两会”代表座谈会上，谢子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与西装革履的药企代表委员不同，谢子龙走平民路线：他穿深紫色帽衫、粉红色衬衣，将发言严格控制在5分钟，不多也不少。同时，他也不忘强调行业内大佬们对自己的支持：“两会上好几个人过来对我说：‘哎呀，你这个意见很好，本来我们都要提的。’”

     为了在药盒上加印电子监管码，企业必须在生产线上加装传送带和读码处理器，还得安装价值不菲的软件，聘请专门员工管理。

     “我很看好阿里健康，现在又很支持谢子龙。”河北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生荣说。新兴是石家庄第一家使用电子监管码的连锁药店，同时跟阿里健康有其它合作关系。

药店发难药企“闹累了”

     “因为政府行政命令，企业花钱做电子监管码。但所有信息又交给另一个同行竞争企业。这应不应该经过提供数据的企业许可？”对于医药企业的质疑，《E药经理人》出品人郭云沛这样总结。

     事实上，此次发难的大多是流通领域的药店，产业链上游的药企大佬们却已“放弃抵抗”。

     “这个就不要再提了。”四川科伦实业集团董事长刘革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在8个月前，它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现在已经解决。”

“解决”似乎意味着“妥协”。

     研究药品政策的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胡颖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早在2007年左右，药业大佬们就有不同看法。

     2006年，原国家药监局就已开始建立特殊药品的电子监管码。此后，赋码范围不断扩大，从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到基本药物，直到现在所要求的全环节覆盖。

     推进基础药品电子监管码时，原国家药监局曾给出时间表：2011年4月1日起，对未入网及未使用药品电子监管码统一标识的品种，一律不得参与基本药物招标采购。

     用行政命令要求企业上交所有药品信息的合法性，是当时药企大佬们不满的焦点。

     “我国药品管理法、《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对于麻醉和精神类药物，需进行实时监管，但对其他药品，行政许可法的原则是，政府不能人为用监管加强企业的责任。”胡颖廉说。对于拒绝上交基础药品电子监管码的企业，政府并没有充分处罚依据。

     在美国，建立产品质量追溯体系属于企业行为，政府并不参与。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宋华琳专注药品管理制度研究，在他看来，政府监管必须考虑成本收益，电子监管码政策由政府规定，就是用行政力量给企业设定义务。

     众生药业从2003年起，就已建立了药品溯源系统。陈永红记得，众生当年的系统，赋码方式和“药品电子监管网”的一模一样：“不过，2006年全国的系统一出来，什么都废了。”

     闹归闹，业内也认同依托电子监管码建立的追溯体系“有一定意义”。

     “电子监管码从源头就统一标识，可以知道药从哪一个药店卖出去，或者医院开给了谁。”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说。

     国家食药总局在回应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认为，监管部门、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在加入药品电子监管网时，要经过严格身份验证，“这种闭环运行，保障了公众用药安全”。

     不过，电子监管码对假药继续走“野路子”影响不大。“追溯系统中只有主动扫码入库的药，假药一直都在系统之外。”宋华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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