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父母获206万赔偿:每一分都是儿子的命

　　呼格吉勒图案之分析

　　分析1

　　精神损害赔偿差距大

　　滕兴善和呼格吉勒图都是因冤案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两人家属获得的国家赔偿金一个是66万元，一个是205万余元。数额为何差距这么大？毛立新指出，主要差在精神损害抚慰金。

　　毛立新说，按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第34条第3款规定，因冤案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还有冤案当事人死亡之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每日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两部分都规定得很明确，没有变通余地。”

　　滕兴善案是在2006年左右申请国家赔偿，呼格吉勒图是在2014年，两案对应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两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也不相同。因此，滕兴善案这两部分的赔偿金只有几十万元，呼格吉勒图已经是100多万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获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100万元，这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后才增加的规定，而2006年的滕兴善案赔偿金没有这一部分。“2010年以前的国家赔偿很少能有上百万的，原因就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

　　分析2

　　百万精神损害金还低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毛立新指出，2014年10月，最高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作出规定，即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第34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件的1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超过了之前任何冤案的赔偿数额。“浙江叔侄案每人获得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之前最高纪录。其他的案件一般赔个10万、20万。”

　　毛立新认为，最高法司法解释用的是“原则上不超过”，没有限制数额，超出其规定也是合法、合理的。“呼格吉勒图案毕竟人已经被执行死刑了，100万精神赔偿虽然比以前高，但总体而言也不算太高。一条人命很难说用多少钱来赔。我觉得相对于一条人命，100万的精神赔偿还是低了点。”

　　毛立新同时说，参照国外和我国台湾，一条人命赔偿200多万，是法治国家比较低的标准。他认为，此数额刷新了纪录，树立了新的标杆，对于将来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分析3

　　补助是地方财政照顾

　　针对因冤案被错误关押和因冤案死亡的国家赔偿标准的区别问题，毛立新指出，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二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

　　区别在于，被错误关押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

　　因冤案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上述赔偿项目中，部分也与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有关。毛立新指出，每起案件的情况不同，申请赔偿的时间不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也在变化，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没有统一，因此最终的数额也不同，差距甚至会很大。

　　毛立新还指出，有些地方，对于冤案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金以外，还以生活补助的方式给予了一些钱款。比如，赵作海拿到的65万元中包括15万生活困难补助费。“这是地方财政给予的照顾，原因还是国家赔偿数额上不去。国家赔偿数额上去了，就没有必要给困难补助了。”

　　分析4

　　追偿责任人应出细则

　　毛立新认为，国家赔偿款其实都不应该由国家财政买单。“《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比如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毛立新指出，该追偿条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实施过。“追偿的前提是问责，但很多冤案基本就没有认真问责过。责任本身不明确、不清楚，向谁追偿呢？”

　　毛立新认为，现在有些案件，不是检察官、法官个人能定的。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很多是集体决策。案件出了问题，参与决策的人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除了刑讯逼供能找到具体责任人，整个办案经过很难找到具体责任人。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

　　“责任落实了，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才谈得上追偿。”毛立新建议对于追偿的问题出台细则。

　　分析5

　　经营损失没索赔依据

　　对于企业家被错误关押导致企业经营性损失的赔偿问题，毛立新认为，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也是不赔的。

　　他介绍说，有不少案件都涉及这个问题，有的企业家在被错误关押后申请几个亿的国家赔偿。从最高法前两天公布的国家赔偿指导案例来看，企业经营性损失没有获得支持。除非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其他人的民事责任，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即便是有人故意违法办案，故意办错案，都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可以请求相关责任人赔偿，“毕竟不是直接的侵权行为”。

　　毛立新指出，公安部、最高检出台过规定，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要慎重，毕竟贸然采取强制措施会带来很大社会和经济上的问题。依法办案，防止抓错人，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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