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与命运：胡润百富榜至少24名富豪涉罪

      曾登上《福布斯》、“胡润中国富豪榜”的前富豪王福生涉及多个罪名，昨日领到一审判决。北京市二中院一审认定王福生挪用公款9300余万元、逃税1.7亿余元、单位行贿两名税官50万元，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罚金3万元。

　　而值得玩味的是，此前，媒体的一份统计显示，胡润百富榜从1999年创立至今，已经至少有24名富豪涉罪获刑。这些年来，不断上演着榜上富豪转身锒铛入狱的戏码。王福生，或许只是他们的一个缩影。

房地产出事概率最大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王福生曾是叱咤一时的人物。2002年的《福布斯》、2007年的“胡润中国富豪榜”，王福生均榜上有名。2007年的榜单中，他的身家达到了24亿元。但颇为讽刺的是，就在财富达到最巅峰的时候，同年8月20日，他因涉嫌偷税罪被羁押，同年9月26日被逮捕。

　　公开资料显示，1984年，王福生从沈阳建筑大学工民建施工管理专业毕业，早年曾任职于中国建筑一局集团，后下海经商，经营过装修公司、建设公司，后涉足房地产。

　　1993年，北京富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成立，王福生任董事、总经理。当时该公司的注册资本高达1亿元，主要由王福生及多家国有企业合资。此后，王福生又任北京天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新富投资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那么，是何原因导致王福生沦为阶下囚的呢?据《京华时报》报道，北京市二分检以王福生涉嫌贪污罪、逃避缴纳税款罪、单位行贿罪，被告单位北京富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涉嫌逃避缴纳税款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的结果对王福生很不利，法院一审以王福生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犯逃税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罚金3万元;犯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7年，罚金3万元。被告单位北京富华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犯逃税罪，判处罚金人民币1.5亿元。

　　王福生对一审判决未提出上诉。有意思的是，法院查明，在销售“富华大厦”期间，王福生为使2.1亿余元虚假坏账获得税务机关审核通过，行贿过两名官员。行贿两个官员，这个事情并不陌生，也正是这一连串的事件，让王福生最终变成了阶下囚。

　　事实上，开发商行贿政府官员的案例颇多，王福生只是其中一名。

　　最近，广东揭阳创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鸿明因涉嫌行贿揭阳市委原书记陈弘平，14日被广东省检察院刑事拘留。今年9月，黄鸿明以84亿身家跻身“2013胡润地产富豪榜”第39位，距去年首次登榜时的第43位前进了4位。

　　而最近落网的杭州房管局副局长张新，被控受贿1.24亿元。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称，被告人张新自1997年12月起，在先后担任杭州市建设委员会、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等单位相关领导职务期间，为请托单位和个人谋取利益，先后索取和非法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共计人民币1.24亿余元。

　　此前，媒体的一份统计显示，胡润百富榜从1999年创立至今，已经至少有24名富豪涉罪获刑。统计结果显示，24件富豪犯罪案件，18件涉及经济、金融类罪名，占75%;9件涉及商业贿赂罪名，占38%。从行业上看，房地产行业的富豪“出事”概率最大，有9人，占38%。

　　像2011年3月20日，安徽省政府发布通报称，碧桂园的如山湖城存在违法用地一案已查处完毕，当地13名官员遭处分，官员为了地方的利益，都容易盲目引进房地产项目，许多项目违规立项。与此对应的是，许多官员的落马和房地产行业脱不了干系。

　　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案例。

      “一个房地产项目从准备立项到动工到最终开始销售，一路上至少要盖上百个章。”杭州一家开发商的负责人透露，有的是不符合条件想先开工，有的是先提前开工，这其中可能涉及的违章环节非常多，有的项目根本连资质都不具备，就盲目开工了。这背后，就是花了大力气运作的一个结果。

新资本家的原罪与命运

　　据商界时尚报道，作家王刚认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无奈之处，小人物和大人物是一样的。有时候中国的企业家过于自信，过于相信自己的优秀。这对他们没有好处，初期的时候，你怎么说话都可以，但是在成功了以后，就应该慎重。

　　尤其是你已经到了家喻户晓，你的社会知名度、品牌知名度已经很强，你已经控制了相当多的社会资源，拥有了和其他力量充分打交道的能力的时候，更应该小心。因为人总会犯错误。维克多·雨果说过：“富人变得骄傲，穷人就变得凶残。”

　　所以，王刚觉得企业家如何塑造自己的形象是个大命题。他同时认为，原罪不是某一个阶层的事情，而是整个民族的原罪。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人人都在做，就你不做?富豪们的品德，也未必比一般人好多少。

　　此外，精音(中国)公关有限公司总裁孙凯也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无一例外都有原罪”，有些过于悲观和绝对了。

　　中国的很多企业脱胎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必然存在许多有悖于市场经济的条条框框，企业要发展，不可避免地要突破原有的这些条条框框，这么做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定性“原罪”似乎有些“量刑过重”了，实际上企业对打破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做过很大贡献的。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确实也存在权力干预市场的现象。有些企业为了谋求更快发展，不惜通过收买权力牟取不当利益，或者借手权力打击竞争对手。

　　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这些行为很难“定罪”，说是“原罪”并无不当。对此，我们希望能加快法治建设步伐，一方面约束企业的不正当行为，维护市场公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对权力进行约束，维护社会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黄怒波认为，企业家是中国梦的实践者。他表示，自古中国社会一直在给商人画像，而且形象都不太正面。而在他看来，商人就是汇聚资本从事商业运作的人。在这个意义上，“企业家”这个词是中性的。

　　他们自认对社会的贡献和内心的痛苦，是普通人并不了解的。

　　他进一步解释称，这种痛苦的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起因是焦虑和不安全感。一个人，原来很穷，想富起来，恰好在一个大时代背景下，像做梦一样就富了，这时候他会出现强烈的不安全感，这源自于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再有，中国人对暴富还不适应。现在，我的同学基本上就没办法接受我是富人的事实。他会想：凭什么黄怒波能富成那样，我却下岗了。所以现在，心理落差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黄怒波特别指出，一个很大的背景不能回避：中国民营企业家身上，集体拥有原罪色彩。在西方培养一个企业家、资本家需要几代人，出一家著名公司可能要一百年，而中国的原始积累是在十几年内完成的。

　　时间差加剧了原罪的程度，这种原罪感不断地受到社会拷问，这也是焦虑的一个方面。中国企业家的发家过程中，可能多少都会存在一些问题，回避不了。很难说谁的钱百分之百干净。但是我们要看到一个前提，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不完善的背景下开始的。

      在这个法治环境不断完善的前提下，我们拥有一些财富之后，应该考虑如何回报社会。这样社会才是平衡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