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公关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传统公关的传播链条正在失控：报纸、电视等媒体的权威日益消解，传播渠道的碎片化仿佛一场大革命，看起来貌似每个人都掌握着话语权，但每一个新权威也都可能瞬间被打倒。公关公司正处在一个无所适从的变局中心。

     一位资深公关人对《壹读》说：“除了新闻事件本身，几乎所有引起公众关注的话题背后都有企业和公关公司的营销。”

     从一部电影的突然走红，到新闻图片里大人物身边看似随意出现的某种产品，甚至一句莫名其妙的流行语，公众的每一个印象代表的都是份额、股价、眼球，甚至企业的生死。

     广 告是风，而公关是太阳，要想让人脱掉大衣，太阳的光和热要比猛烈的风更有效果。一家公关公司的合伙人Frank把公关的概念描述得既直白又玄乎：“在公关 这个行业待得越久的人，越喜欢用PR（public relation，即公共关系）这一西方概念来说明公关是什么。这是一种庞大甚至混沌的关系网，套用时髦的说法，是一个‘大数据’的结果。”

     在这一行里，不论挑剔的项目经理，常年熬夜以致双眼通红的文案还是八面玲珑的美女执行专员，他们的一切工作，都围绕着如何用各种关系来设置媒介议题这个根本任务。

     而 眼下，公关行业也正经历着一场变革，起因正是媒介的变化。一个记载着上千个媒体人联系方式的名录变得一文不值，软文被直接丢进垃圾桶，CEO们突然发现赤 膊上阵互殴的效果比以往西装革履走台更好，社交媒体中的“大V”，一个人可以盖过一家小型电视台。玩得好，可以如贾君鹏一般一夜红遍全国；玩不好，所有人 都等着看“这一条8点20发”这样的笑话。

     公关的“中世纪时代”已经结束了

     一则新闻展示了某些传统模式的危险现状。

     关于陈永洲与中联重科的纠葛，警方给出的描述是这样的：

     陈永洲连续发表多篇针对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造成其股票一度停盘两天，市值损失约为13.69亿元人民币。而陈本人对每篇文章收取数千至数万元人民币不等的“酬劳”。

     陈 永洲后来承认，他先后发表的十余篇关于中联重科的负面报道中，只有“一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下采访完成的，其余都是由他人提供现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础 上修改加工。其中有一次，陈永洲在出差途中接到“中间人”的电话，要求他署名发表一篇关于中联重科广告费的负面报道，陈便让中间人直接和报社联系安排，这 篇稿子他连看都没看就刊发了。

     这显然还是恐龙时代的模式。

     在《中国式公关》一书中，作者大龙——同时也是一家公关公司的负责人——披露了十年以前，公关行业是如何与媒体和记者打交道的。

     几乎所有公关公司在竞标时，都会反复强调，自己同媒体的关系有多么多么好。一句“我与某某主编是好朋友”，有时足以赢得一笔小订单。致力于与媒体工作者搞好私人关系，甚至付费买“新闻”，曾是中国公关业的非单一现象。

     一 家知名公关公司的官网上，介绍了维护媒体关系的典型案例：该公司为一家汽车企业举行年底媒体答谢会，活动分两天，共邀请了全国300多家媒体的356名记 者，做到一对一陪桌。公司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七座主要城市拜访了116位媒体负责人，保证汽车企业的稿件可以及时出现在这些媒体上。这个案例的日期清 晰地写着——2007年。

     那时，记者们每天早晨打开邮箱，面对的都是少则几十篇，多则上百篇各家公关公司发来的通稿，然后便是数不清的电话，其套路一般是这样的：“某老师，您还记得我吗，我可记得您啊，您长得可真帅啊。你们xx杂志愿不愿意发一篇关于香水的文章啊，您的夫人一定会喜欢的。”

     一 番软磨硬泡之后，总有些记者看都不看就发一些这样的稿子。所以每天的各类报纸上，都充斥着各种面目相近的报道。遇到不愿配合的媒体，公关公司便明着给车马 费，暗地里托熟人、找关系，甚至找领导施加压力。几轮下来，双方都已筋疲力尽，换来的或许仅仅是寥寥几句的豆腐块文章。

     大龙眼中更高级的形式，是通过各种俱乐部和联谊会，把媒体中的精英人才笼络到一起。

     2008年，一个号称由国内知名学者、媒体总编辑、跨国公司市场总监和公关总监共同发起的“俱乐部”在北京成立。上百人出席的成立仪式在豪华酒店举行，规划中的活动有高尔夫友谊赛、红酒鉴赏晚会、汽车试驾体验甚至曼妙的异国旅行。一张关系大网似乎将所有媒体资源一网打尽。

     但当时没人能预见，那已是传统媒体和传统公关最后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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