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夫人程虹被誉为总理的软实力

     1977 年底，李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 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老师称他们是“黄埔一期”——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 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 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 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幷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幷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 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幷把我和他的名字幷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 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 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 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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