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方案10月或推出，国企利润上缴攻坚

　　有关部委的学者据此建议，要减少“三公”消费，在《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应明确限制行政支出的比例，要明确规定社保和民生支出的比例，并将行政开支和基本建设开支从民生支出中剔除出去。并完善预算决算公开制度，将民生支出和行政支出分项列出，便于公众的监督。

　　社会保障可以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全国人大调研发现，当前的社会保险覆盖面较窄、保障标准较低，这也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公，例如城乡之间、企业事业之间、职工和居民之间还存在着“双轨制”甚至是“多轨制”的情况。在不少地区，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仅有机关事业人员退休金的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目前，多数部委均认为，财政应加大对社保民生的投入，以较大幅度提高居民转移性收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建议，应该在《方案》中明确规定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如12%，并规定随着财政收入的逐步提高，相应提高此一比例。苏海南强调指出，中国还不是福利国家，不存在欧洲高福利国家把老百姓“养懒了”的问题。

　　国企利润上缴攻坚

　　提高国企特别是垄断央企的利润上缴比例，限制国企高管和部分员工过高的薪资水平，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长期难点和焦点问题。

　　在这方面，中央已经在多个文件中确定了改革的方向，即要健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用于社会公共支出的比重。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管理，改革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薪酬调查和信息发布制度。

　　目前，大多数部委均赞同《方案》应规定通过较加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以弥补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的资金缺口。

　　官学两界人士普遍认为，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力度过小，上缴基数和比例过低。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国企盈利近2万亿元，同比增长37.9%，利润上缴比例应为5%-10%，但2009年的上缴比例仅为6%左右，2010年更是降至2.9%。而目前上市公司向股东分红的平均比例在40%左右。在其他一些国家，国有企业上缴的红利一般为盈利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有的甚至高达盈利的80%-90%。

　　贾康表示，国有企业导致收入不公的另一个问题是，企上缴的红利目前主要在央企体系内部转移，没有明显惠及民众。《2011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预算报告》显示，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给了央企，而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

　　有关部委的学者建议，《方案》应明确规定将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的比例提高到50%以上，还要明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要直接纳入公共预算，并且只能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支出。

　　不过，这些建议都遭到了国资委和央企的抵制。国资委有关官员认为，国有资本收益的收取比例，需要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现阶段不宜过高。

　　此外，近些年来，部分央企负责人的天价年薪，以及部分国企员工偏高的薪资和福利水平，不但加剧了收入差距，也增加了社会公众的不满情绪。

　　针对该问题，苏海南建议，应坚决落实“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办法”即《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和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国有金融机构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在管好央企高管薪酬的同时，还要管好地方企业和央企的二三级企业高管的薪酬。

　　苏海南表示，对公益性的国企高管，应视为准公务员，其薪酬应限定在同地区公务员年薪的2倍到3倍。对竞争性国企高管，应准市场价。还要监管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要健全和细化上市公司内部制衡机制，不能让上市公司的高管自定工资，可以考虑赋予小股东对持股企业高管薪酬的发言权。

　　不过，有关部委在征求央企和国有金融企业高管对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办法的意见时，遭到了一些部级高管的强烈反对，指责限制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的做法是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国资委的一些官员也不赞成降低央企高管薪酬。他们认为，在2009年央企主要负责人的平均年薪与企业在职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就从2003年的高于14倍，缩小到12倍左右，已经符合国务院六部委下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的要求。2010年央企主要负责人的平均薪酬水平为65万元左右。因此，央企不存在“天价年薪”的问题。

　　结构性难题

　　公务员的收入一直是社会关心的话题，国务院在3月18日发布的《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中指出，应规范公务员津贴补贴制度，研究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实施方案。

　　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今年所做的收入分配改革调研中发现，公务员的收入包括工资和补贴，其中工资部分全国各地方基本一致，但不同地区间公务员的补贴标准差距较大，部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基层公务员收入水平较低。因此，人大财经委有关官员建议，应规范公务员的补贴标准，缩小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公务员补贴的差距。

　　有关学者表示，部分贫困地区基层公务员的收入的确不高，但提高这部分公务员的收入，也要面对较大的舆论压力。而要想缩小地区差距，规范补贴，势必要遭到发达地区公务员的反对。

　　一些学者认为，造成中国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城乡收入差距。而城乡二元结构是城乡差距的根源，这是结构性问题，仅靠收入分配改革很难奏效，收入分配改革无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也就无法缩小横亘在城乡间的巨大收入鸿沟。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微博)指出，国企利润上缴只能部分解决国企和公众之间的分配公平问题，以目前的国企利润总额来看，即便将国企利润全部上缴，对于整个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同理，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也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对基尼系数贡献最大的是城乡差距，比重在60%左右。周天勇测算，当前的城乡收入差距高达3∶1，基尼系数超过0.5。但如果没有城乡差距，城市和农村内部的基尼系数就会分别降为0.4以内和0.35左右，全国的基尼系数则可控制在0.38以内。

　　不少学者认为，城镇化将在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苏海南通过研究得出，城镇化率每提高1%，农民可以间接增收3%－4%。目前，中国城镇化率在50%左右，按照国际上城镇化率75%左右的水平，中国还有20个百分点可以提高。据此，农民可以从城镇化的过程中增收60%左右。

　　但是，周天勇并不认可这种计算。他认为，城镇化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城镇化转移出来的都是年轻劳动力，50岁、60岁后的农村人口是转移不出来的。

　　此外，缩小城乡差距，靠农民增收也是行不通的。“种一年的地，还不如进城端一个月的盘子，你说农民怎么选择？”周天勇表示，城乡差距是结构性的问题，不可能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加以解决，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的年轻人大多向城市转移，农村老年低收入人口逐渐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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