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育郁结难疏，回归师承却遭体制难题

　　“编一个规划教材相当于一个国家级的项目，人人都去争着编撰、抢着署名，质量和效果自然被搁到了其次。”教材质量的波动，在烟建华看来，更与中医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僚化不无关系，“教师拿不到课题，就无法晋升，这样的教学评价体系让不少固守中医传统的教师都难以独善其身。”

　　“教材必须改，必须紧贴临床，要多花些时间编写，才能经得起临床实践检验。”两个“必须”，道出了已故国医大师任继学对于中医教材的忧虑。

　　如果说教材编写问题还属于“院内起火”，那么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上，中医需要面对的是西医的冲击。

　　中医专家指出，中医学院的中医课程不断被其他课程挤压，中西医的课程比例从最初的8∶2，下滑至现在的6∶4。加上各种评价体系和用人标准依照西医坐标设置，导致在60%的中医“疆域”中，真正“国产”的课程最多只有四成。“中医成了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一些专家给出这样悲凉的结论。

　　另外，在培养模式上，中医类研究生培养按照西制实行分类指导，有“科学学位”与“专业学位”之分。“科学学位”培养中医科研人才，“临床医学专业学位”才是培养中医临床医生。

　　“中医教学和临床脱离，搞基础的就单纯钻典籍，搞临床就去做动物实验，这样是培养不出中医人才的。”吕玉波坦言，将基础研究和临床诊疗割裂，把中医按照现代医学的模式人为分割，这无疑是犯了中医重整体、讲系统的大忌。

　　原本期望互取所长的中西医结合，结果却让西医模糊了中医的核心。中医专家担心，在西医的包围之下，中医变得“不中不西”，变味的中医达不到好的疗效，没有疗效说话自然就得不到社会的认可——这种螺旋衰退的怪圈，让中医的前景变得有些堪忧。

　　环境·郁

　　“耶稣管和尚”的医院模式让中医难有沃土，回归师承却遭体制难题

　　讨论中医复兴，许多人更关注的是“种子”问题，如何打造合适的教育模式，如何培养优秀的后继人才。

　　然而，一个更加严峻的现实是，土壤是否合适。“种子要优良，土壤更要肥沃。”年过九旬的国医大师颜德馨对于综合性医院“耶稣管和尚”的模式颇为不满，在西医学术观点的统治下，中医显然是很难拨开云雾见青天的。

　　要找到这样一片纯粹的土壤，在现在已经很难了。

　　据媒体报道，数年前，一家中医医院来了一位危重病人。经诊断，病人患了心肌梗塞和脑血栓。值班大夫们赶紧采用西医抢救手段。此时，一位上级大夫路过，见状，要求值班大夫改用内关穴扎针的办法。值班大夫只能照做。可当上级大夫一走，值班大夫就立刻拔下病人内关穴的针，重新改回原来的西医抢救手段。他们一边抢救病人，一边埋怨那位上级大夫添乱。

　　西医的强势，并不仅仅局限于教育领域，“就连医院，普遍也是按照现代医学来设置的。纯粹的中医生，如果不会管病房、不懂化验单、接不了急症，一般的医院不会接收，自身的生存都无法保障，又何谈去发展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柴可夫认为，从上游教育到下游医院，西医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具有压倒性优势。

　　于是，中医教育试图闯出一条“最中国”的突围之路，回复到师傅带徒弟的师承教育。这样的培养模式，尽管能带出不少好手，但是因为没有院校受教的经历，无法参加医师资格考试，即便能够参加，近一半的西医考试内容也会让这些按传统模式培养的学生茫然无措。制度，让师承陷入尴尬，谋得妙手，却无出路。

　　疗效决定中医的未来，而能否发挥疗效则要视乎人才质量。但是，人才培养的坎，中医迈得并不轻松。“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中医就只能关在博物馆了。”吕玉波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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