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工商时报：谁缺席了纺织品贸易战

   　中华工商时报 见习记者 贾林男

　　“该说的我们都说了，该做的我们也都做了，但很遗憾，企业没有听。”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以下简称“中纺商会”）副会长曹新宇的这个夏天体会着苦涩。

　　接踵而至的中美、中欧纺织品谈判，使中纺商会这家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最大的中介组织超乎以往地忙碌：反映企业声音、推动行业自律、提供谈判数据、出访欧美进行交流……“为了应对本次贸易战，我们可谓费尽心机。 ”曹新宇感慨。

　　然而上述努力都未能阻挡企业抢关出口的脚步。大多企业抢在7月20日《纺织品临时配额管理办法（暂行）》实行前，进一步加大了出口量。甚至有企业为了抢在美国“封关”之前到港，不惜血本改用比海运贵10倍的空运。更夸张的是，由于服装出货的大幅增加，南方某航空公司甚至不得不增加了两班包机。

　　这种无人响应的落寞，对于中纺商会而言并不陌生。今年年初，为了应对“后配额”时代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挑战，在国家商务部提议下，由中纺商会牵头负责，与中国纺织工业协会等机构共同建立了出口协调机制，在市场准入和最低限价方面对企业提出了要求。但到了企业签定行业自律呼吁书的时候，才发现“应者寥寥”。

　　上述事例正是商会作用在本次贸易战中的缩影：自己忙到脚朝天，而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单打独斗，按照自己的惯性在运作。

　　为什么会这样？

　　商会定位之惑

　　按照国际惯例，设限国在提出设限申请以后，都有大约一个月的“公众评论期”，主要是给相关的利益群体，包括设限国生产商、销售商、零售商以及被设限国的生产企业以表达的机会。

　　“这本是我国企业上书美国纺织品执行委员会、欧委会表示抗议的好机会。”浙江嘉兴市外经贸局公平贸易处张峰说。位于浙北水乡的嘉兴是长三角地区的丝绸和毛纺重镇，也是遭受本次“特保”、“设限”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为此，在今年5月，嘉兴市进出口商会与嘉兴市外经贸局发出通告，召集了当地企业开会，指导企业填写相关材料。但让张峰尴尬的是，全市1000多家纺织品出口企业中，参会的只有100家不到，其中更多的还只是“凑凑热闹”，真正提交书面抗议的企业不超过五六家。

　　“信息不从他们那来，研发能力也不具备，对政策的影响力我们也感觉不到，为什么要加入？”嘉兴市长期从事T恤衫出口的徐先生认为，上书材料、呼吁自律只是企业需求的一部分，如果能协调好生产与出口等根本需求，商会的权威才能确立。

　　还有的企业不知道政策会怎么变化，“担心表错态”。表面看是因为在缺少稳定出口预期的情况下，很多企业为了“能赚一把是一把”，宁可以降价为手段搏傻，也不结成联盟共度难关。

　　此外，相当多的企业存在“搭便车”的侥幸心理，不愿意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希望让人家去打官司，自己沾光。

　　“商会无法赢得企业的普遍承认，关键在于与企业并未建立起紧密的利益纽带，企业对商会的依存度不高。”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表示。

　　目前，我国的行业组织并未完全摆脱政府的影子，一些机构甚至由财政全额拨款，在政府的授权下承担部分行业管理职能，工作人员还享受着国家公务员的待遇。

　　比如现有的纺织工业协会由过去的纺织工业部变更而来，而成立于1988年的中纺商会则由当时的外经贸部组建，虽然目前已经完全自筹经费，但还是受到商务部的指导，8月底，由于商务部外贸司有工作人员赴旧金山参加中美第三轮谈判，中纺商会的人员还被无偿征调到商务部“上班”。

　　“屁股决定脑袋”。现实决定它们的目光更多地“向上”，即把地方企业遇到的问题呈送给国家相关部门，而本应发挥的作用又受到束缚。

　　2003年，中纺商会曾在上呈给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相关部门应尽快设立“游说基金”以应对纺织品贸易摩擦。当时商务部曾表示将“积极研究”，但直到目前也没有实质进展。商务部对此解释说，由于这笔钱涉及到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多个权重部门，“协调上存在困难”。

　　今年7月11日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开始聘请美国巴顿-博格斯公关公司为中国在美国国会展开游说，以化解包括纺织品在内的一系列问题，国际上这种游说一般都是由商会出面，而中纺商会却对这次游说“毫不知情”。

　　企业不满意，政府不重视———“到底是服务于会员企业，还是服务于整个行业？”曹新宇的发问反映了当今中国行业协会的困惑。

　　商会管理之痛

　　定位之惑背后，是管理之痛。目前，中纺商会与包括抗日战争研究会、书法家协会在内的所有社团组织统一归民政部社团登记司直接管理。这种将经济类、政治类以及群众组织混为一谈的管理方式，使商会在自主权上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

　　比如令商会陷入“无人喝彩”境地的倡导企业行业自律的问题。由于自律只能在做出一定刚性规定的基础上才能谈及效果，但由于目前没有相关的条例和法规，根本无法实施，只能做出一些缺乏约束力的呼吁。

　　曹新宇希望国家尽快出台相关条例和法规，明确协会权限，“哪些是我们必须做的，哪些是我们不能做的，还有哪些是政府和企业对于我们的服务是要进行有偿支付的”。

　　全国性商会与地方性商会的关系同样不容回避。

　　“全国性的行业协会涉及面太广了，对企业起不到实际帮助。”张峰表示。他还进一步指出，一般而言，由于受损产品的范围十分明确，生产地又相对集中，即使地区性的一大行业组织也难以对企业进行指导。

　　张峰说，相比之下，如果成立服务于某一地方的、集中针对某一细分商品的专业化组织，像嘉兴市女士衬衫出口协会，活动能量会更大。

　　在本次纺织品贸易战中，地方上一些享有共同利益、可以共担风险的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走到一起。江浙一带纺织品出口集散地的一些企业就共同召开了座谈会，结成“团结联盟�梗�民间自发商会的雏形初现。

　　“本次纺织品摩擦其实也是民间商会崛起的一次契机。”商务部研究院赵玉敏如是说。

　　对此曹新宇也表示赞同，表示这正是未来中国商会一种可行的运作模式，即一般的问题由地方民间商会自行处理，重点矛盾和地区的问题由全国性商会配合解决。

　　记者手记

　　我们为什么被动

　　笔者截稿前，中美纺织品第四轮磋商无果而终，中欧纺织品谈判也尚未有定论，中国纺织品在两条战线上的谈判虽然并没有实质性的结果，但中欧峰会的召开及胡锦涛主席即将启程的美国之行给了我们期待的理由。

　　虽然中方有望争取到比较好的结果，但这并不能替代我们对这场贸易战中的策略进行反思和拷问：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我们的表现显得“官味”十足，因而不免“刻板”乃至“被动”。

　　其实，真正挥舞大棒的并不是欧美政府，而是其国内的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以美国为例，为了让美国对中国袜子设限，美国制袜业协会组织工人向国会议员写信、聘请专业机构到国会山游说，委员会成员赴华盛顿请愿时，时间恰恰选在总统大选之前。

　　此外，美国政府的所有谈判条款，都由各行业提供，谈判的结果也要得到美国行业协会的认可才能获得国会的批准。

　　在国际事务谈判中，惯例是“官对官、民间对民间”，当事情发生在“民对民”的层面时，对方是不能接受“官代民”的。而由于中国在民间商会力量的“短板”，对方往往难以找到可以接受的谈判对象或对话主体，我们自己自然“有苦难言”。

　　成熟的市场经济包括“三元结构”———政府、企业和商会等中介组织，而在这次“多渠道、多层次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正是中介组织的“短板”制约了我们的进展。

　　与国外成熟的商会运作机制相比，我国的商会才刚刚开始受人关注。正如曹新宇所言，无论怎样，本次贸易摩擦给商会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的机会，“我们提出的建议并不一定非要得到政府和企业的采纳，但希望能对透明的、法制化的商会机制的建立起到呼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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