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讲述混在中国的日子：越来越难混

2011年，全国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不断加强口岸查处力度，严厉打击非法出入境活动，共查获偷渡人员2999人次，查处其他违反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人员4.9万人次，查获网上追逃人员1140人次。

南橘北枳？

3月30日，斯诺克球手奥沙利文在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发布会上，当众抽烟引起在场中国记者的不满。“在英国，室内是严格禁烟的，但在中国，你可以随心所欲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喜欢这种风格。”奥沙利文这样辩解。

对此，世界斯诺克协会新闻官马特专门解释说，奥沙利文抽烟不是存心冒犯记者，而是因为感到很放松。

那些在中国闯红灯、耍流氓、吵架喧哗、寻衅滋事的老外，是不是也能用“感到很放松”作借口？中国网络电视台就两个老外在草坪乱吐瓜子壳一事，发起“为什么老外到了中国都跟着‘学坏’了”的民意调查，投票结果很有趣，持自省态度的人多过强烈谴责的。大多数人认为，“正人先正己，国人应警醒，不断提高素养”；“老外的话虽难听，但说的是事实”。少部分人觉得“老外不学好只学坏，说明其自身素质有问题”，“这只是个别现象，没必要小题大做”。

这样的结果表明，国人一方面认同外面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另一方面，也在关注自己的大环境，以及同胞应该负的责任。

来中国生活多年的法国籍歌手戴亮面对近期发生的“英国流氓”、“俄罗斯音乐家”等事件，并不反对对老外恶行的批评，不过，他也能体会，中国的环境很容易让老外们迷失。

“我晚上回家，路上经常有女孩子凑过来搭讪。你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在我们国家，这是不可想象的。”戴亮租住在都市繁华区，夜幕降临，一些“特殊”的女孩按时“上班”，站上街头。“我们国家也有，但不是在街上就能碰到的。外国人会留下什么印象？印象就是你们国家很开放，这个不违法，没什么大不了。”戴亮还说，中国的卡拉OK里，小姐招手即来，西方人没见识过卡拉OK，更没见识过如此方便的“服务”。在这样的环境里，有的老外变得肆无忌惮。

老外中间流传的另一个对中国的印象是：中国女孩很好骗。戴亮承认，一些老外在中国行为放纵，这是非常不好的，但需要追究的是，为何老外如此放纵？

戴亮向《新民周刊》讲述了他初到中国时的亲身经历。2000年到中国留学不久，戴亮背着吉他在学校的晚会上首次表演，刚下舞台，就有女孩找他。接下来，有3个女孩主动地邀约他。“我想学外语啊。”“你们法国人很浪漫啊。”戴亮很快发现，这些开场白，是女孩们主动约会的信号，这样的热情，让像他这样信奉男生追女生的西方人，有些招架不住。不过，适应了一段时间后，很多外国青年难以抵挡“进攻”，挽起了姑娘们的手。戴亮说，一些老外会认为，既然中国女孩如此主动和开放，那么，我随便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

这一点，何伟在涪陵时也深有同感，好不容易，才摆脱“小姐”李佳丽的死缠烂打。

小姐的热情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缩影。近现代以来，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因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变化而微妙转变，从昔日的排斥、好奇、围观、恐惧，到一种似有刻意的好感、善待和崇拜。电视推销广告中，不乏挂“洋”头、请所谓“洋专家”现身说法的例子。曾有“洋托儿”告诉媒体记者，洋托儿也和国内演员一样，为了钱才去接拍广告，至于广告真伪、是否涉嫌虚假宣传，那是政府部门关心的事。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理论上说，外国人在中国法律制度上不会享受超国民待遇，但现实往往并非如此。日本人环球旅行者河源启一郎在武汉丢失自行车，3天内，警方帮他找回车子。警方很无奈地表示，并没有对日本游客区别对待。河源启一郎的一番话值得玩味：“武汉警察之所以对我丢车这件事上心，因为一个外国人在武汉丢了车是件没面子的事。‘面子’对中国人来说很重要，我觉得它是个好东西，因为你会不断努力避免丢面子。”

至于“超国民待遇”，河源说当他用中文跟杂货店老板买东西时，店主往往态度很差，而当他改用日语、亮明外国人身份时，对方“态度会发生180度大转变，不但热情，还会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给我指路”。“中国人显然对外国人特别好，我希望中国人对彼此能更好一些。”

因清扫“洋垃圾”、赶走“洋泼妇”等激烈言辞而被部分外籍人士强烈指责的央视英语频道主持人杨锐事后也辩称：“对我不满的外国朋友冷静一下，博主对中外种族歧视和排外行为都持批评态度，讨厌洋混混，中国不是他们的天堂。”“扫洋垃圾必要，但也要警惕排外情绪，警惕义和拳运动的变异。反省一下自己，许多中国人的种族歧视也很严重，歧视自己，有自卑感，盲崇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颇有微词。”

在武汉工作生活的法国小伙刘本恩(Benoit Cezard)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与移民有关的问题都是媒体的焦点和人们讨论的热点。对我而言，道德问题没有国界和种族之分，性骚扰和强奸这种恶行，放在任何一个国家背景之下都是令人愤怒的，而见义勇为的举动中国人也做过不少，不是吗？ 还有俄罗斯音乐家在火车上和那位中国妇女之间的冲突，在中国人之间也时有发生，我觉得没有必要因为当事人是外国人而放大这个事件，而是应该让人们思考这种冲突发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那便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德问题。总的来说，这些人和这些事件都是个案，不应该上升到国家层面上。人分好人和坏人两种，而不是巴西好人或是英国坏人。”

管好外国人

北京此次展开的“三非”百日行动并非首创。据统计，2000年至200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三非”外国人12万余人，遣返4万余人；2011年，查处了2万“三非”外国人。据统计，“三非”案例中，非法居留的占到80%，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不了解中国法律规定而短期逾期滞留等情节轻微的人员，恶意非法居留占5%左右。

有数据显示，上海市查处的“三非”外国人案件，从2002年的485起猛增到了2009年上半年的1800余起。其中非法居留从437起增到1600余起，非法就业案件从30起升到了100多起，处罚的涉案外国人从525人次攀升到2000余名。

北京理工大学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从官方公布的数据看来，之前打击‘三非’的行动是有成效的。问题是，打击以后要根据所掌握的大量信息倒推管理环节上的漏洞，完善制度建设、形成有效的预防机制以及严密的司法制度，不然问题的根子没有解决，打一下过一段时间又会死灰复燃，问题会周而复始地出现。”

我国关于在华外国人的管理主要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以及实施细则、《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是1985年代制定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也是1996年原劳动部、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多年未曾修改。

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现行法律法规的滞后问题已经显现。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进行了二审，新法由《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与《中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合并而成的，特别是对“三非”外国人的处罚力度有了进一步提高，包括提高罚款数额，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一些非法外国人的拘押场所，加强对非法外国人的清理和遣返。刘国福说，新法案可能本月底就会通过，如果如期通过，这将是管理境内外国人最重要的法律。

以前，外国人案件是全部交由地市一级公安机关处理的，如果由县级公安机关层层上报到省部级，会影响办事效率低。新的出境入境管理法出台以后，会将涉外案件处置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公安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外事管理警察的培训就尤为迫切。

刘国福举例，广东的出入境管理系统都曾邀请专家给干部作专门培训，但“全国范围内这样的做法还不是很多”，“我个人感觉，管理者的疑惑在于有些法律规定不是很具体，执行起来不知道怎么去做；如果国际惯例方面的了解太少，就不太敢做；还有些制度创新虽然很好，但在上级没有具体政策之前，下面没有权限做，因循守旧，管理效果就不好。”总而言之，就是没有经验的基层派出所遇到涉外事件往往不敢管、不会管、管不了。

刘国福还认为，一方面边检口岸、出入境管理机构要从源头提高门槛、做好把关，比如对来自非法移民高发国家的人士进行严格审核，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给入境外来人员提供配套的衔接服务。

“中国一直以来不认为自己是移民国家，对外国人的管理没有放到重要的位置。而国际上的惯例是一国的移民管理机关委托民间机构开设‘融入课程’，根据入境者身份提供不同的培训课程，涉及语言、历史、文化等，帮助外来(移民)者尽快融入当地、接受当地的价值观和法律。移民者还会收到一本指导手册，上面细致地介绍在当地生活中遇到求医、就业、住房、入学等问题应该怎么做，这样对新生活就心里有谱。”刘国福说，这种做法在欧美澳国家都很普遍，但中国还没有相关措施，“其中涉及到师资、教材、场所、预算等很多挑战需要努力应对。”

“沟通才能理解，不然就容易发生冲突。”刘国福指出，像广州发生的黑人聚集围攻事件，不宜过分渲染，但问题需要正视，以免愈演愈烈，“冷静看待，尽快探索方法，比如社区成立外国人理事会、免费发放中英文对照的宣传册等，让他们融入当地社会，而不是刻意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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