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挣快钱挣大钱的时代将过去

“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有望到来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你刚才提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进程缓慢原因何在？

吴敬琏：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

过去这些年，我们改革放慢了。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新京报：近期你经常提到顶层设计的改革思路，什么是顶层设计，中国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

吴敬琏：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

现在我们就要解决一个问题我们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是唯一的出路。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

新京报：大系统、子系统分别指什么？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又如何理解？

吴敬琏：顶层就是一个规范的市场经济，而不是有计划的经济，然后下来各个子系统，财政怎么样，企业怎么样，金融怎么样，从顶层一直往下设计。

宏观管理就是总量管理，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次要是通过财政部，通过两者的配合以达到总量供求平衡，至于个量就完全靠竞争，就是每个企业用什么资源等等都是由他们自己决定。

总量如何控制？一个是货币发行量，货币发行量决定了总需求，只要货币发行量掌握得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就能达到一致。还有一个是财政手段，主要在一些公共产品或者是带有公共产品性质的领域通过财政调控。

新京报：近期看到各种改革已经开始启动，比如增值税改革，比如温州的试点，你如何看这些改革？

吴敬琏：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一个是“十二五”计划都提出来，要全面的推进改革，要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各整体规划。

另外一个从下而上也出现制度创新，比如说，温州在金融方面的改革，上海的增值税扩容，开始的时候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新的一届政府很可能会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现在来看我们的改革有希望，但是不是能百分之百改革到位很难说，因为会碰到一些既得利益。

新京报：总体看你对未来还挺乐观。

吴敬琏：是有条件的乐观，总体来说取决于大家的努力，但比起过去两年政府不断加强“计划”，最近气候变暖，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政府应该让企业真实准确地披露信息

市场对公司的监管就是要全面准确披露信息，只要不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我就认定你有罪，实行有罪假定，而不是无罪假定。

新京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改革洪流对微观的企业有什么影响？

吴敬琏：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新的更规范的市场上的竞争，可以说是一场恶战。

过去在中国不很规范的市场环境中，可以靠一些前市场经济的办法，比如说结交官府、拿到特殊政策来发财致富。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Party is over。那怎么办呢？就需要爬坡，要靠提高自己的竞争能力，对社会做出贡献来提升自己的盈利水平和收入水平。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

新京报：你谈到企业将面临新的挑战，最近看到很多企业利益熏心，爆出了诸如皮革胶囊、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问题，在市场经济中如何要求企业有道德？

吴敬琏：道德和法律需要配合起来。道德的形成一方面要靠教育教化，另一方面违反道德应该带来很大的成本，才能使得人们遵守道德原则，这方面我们还有比较大的问题，因为完全靠上面执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失德的人必须受到惩罚，不仅是法律上的惩罚，还有经济上的惩罚。

新京报：一系列安全事件发生之后，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一种说法是政府监管不到位，另一种说法是政府管得太多了，你怎么看？

吴敬琏：根本问题在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消费者没有足够的信息。解决之道，应该是想方设法强化信息的弱势方，使普通消费者获得信息。

市场对公司的监管就是要全面准确披露信息，只要不及时全面地披露信息，我就认定你有罪，实行有罪假定，而不是无罪假定。目前我国对普通公民是无罪假定，就是假定你是无罪的，对方需要证明你有罪。而对企业的监管应该要采取更高一个层次的标准，即有罪假定，假定企业是有罪的，你必须证明你是无罪的。所以要求信息的充分披露，对于公司的监管就是全面准确及时地披露信息，而不是事后证明企业有罪。

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市场网络，这样一种理念下来进行管理。

【名词解释】

索洛余量

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的研究成果之一，是指在剥离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后的剩余部分。在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制度进步会对经济增长有重大的促进作用，这样计算出来的“索洛余量”不但包括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包括了经济制度的改变。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的观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当前出现的“民工荒”被认为刘易斯拐点出现的迹象。

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概念，即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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