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例来说,以一个省级火车站的站长为例,他的职务可能是一个司局级,火车站民营化后,这个站长的职务如何处理,由于行政职务往往是不能用钱能弥补的,这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铁路系统向社会资本开放,产权关系的理顺是表层,更重要的是产权关系背后人员的安置问题,这里面隐含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问题,是阻碍铁路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张铮表示。
事实上,这种利益分配问题在盛光祖时代依然突出,“由于铁路系统近亲繁殖严重,路局关系复杂,盛光祖上任以来的分权改革至今没有有效实施。”知情人士表示。
刘凯则告诉记者,“在铁路改革上,目前只有两块可以民营化的内容,一是支线承包,二是货场的运营。但这也需要设计科学的评价体系,目前绝大多数支线承包赚到了钱,但哪些线路能够承包,如何承包,承包的成本是多少需要科学的评价,否则容易沦为权钱交易的工具。”
政企分开仍是关键
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对铁路改革,来自铁路系统的内部人士或接近铁路运营的人士多表示出顾虑和担忧,认为困难重重,而铁路系统外部的人士则坚持认为改革是必须的,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来自铁道部某路局的一个负责人则对记者坦承,“仔细分析下来,无论是对改革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的忧虑也好,还是对改革方法的积极探索也好,都展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法,即政企分开的问题,改革之艰,在于政企不分的严重性,而改革所采用的路径和方法,则直接关系政企改革的魄力和深度。”
的确,对于社会资本进入的难题,无论核算体系的明晰也好,还是评价体系的建立也好,根子也确实都在政企分开上。
一位不愿具名的国资专家告诉记者,“铁路系统的政企分开并不是没有路径可以选择,铁道部改革确实事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众利益,但国家电网(微博)、中移动、中石油(9.66,0.00,0.00%)这些中央企业,几乎每家都有涉及国家安全的事务,也都承担有相应的社会责任,但最终都实现了政企分开。”
“以国家电网为例,在政企分开的路径上,行政部分归给了工信部,而承担社会责任的部分更多地留在了国家电网集团。而在重大工程的融资方面,如三峡工程的建设,则在国务院层面成立了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从每一度电中出资一分钱来筹资。铁道部的政企分开某种意义上也可以遵循这一路径。”
“我的建议是,在铁路运营方面,可以成立一个全资国有的集团公司,划给国务院国资委监管,国资委则可以拿出国资经营预算中的部分资金为其注资,以解决其面临的资金困境,在条件成熟的时候,集团公司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资产打包上市,通过上市再募集社会资金,而集团公司则可以保留事关国家及公众利益的部分。这种做法在很多中央企业里都很普遍。”
李华则告诉记者,“对于铁道部来说,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自成封闭的系统,它有自己的公检法,这意味着有着相对独立的司法权,与此同时,其他政府部门对其干预极少,只有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司下面有一个铁道处,负责对重大项目的审核,实际上对铁道部的制约并不是很大。”
所以,在铁路内部利益难以平衡的情况下,铁路改革的问题,更多地将来自国家高层的改革魄力。
对于这一问题,盛光祖任期的工作重点将成为一个看点,种种迹象显示,盛光祖就任铁道部部长,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铁道部的改革,有消息人士就表示,“盛光祖在任的两年中,先不说实际效果,改革的行政成果肯定会出来。”
针对记者采访得到的消息,铁道部表示其内部并没有得到比2011年底盛光祖在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上所讲的更多改革内容,改革仍在讨论阶段。
资料
铁道部三次大规模改革
1986年“大包干”方针
1986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丁关根提出铁路系统内部“大包干”的方针,将原本收归于铁道部的财务、劳资、人事等权力直接下放到各地路局,试行铁路行业的经济责任“大包干。”
根据“大包干”方案,铁路不再将全部运营收入上缴中央,而是以承包责任制的方式每年上缴5%的营业收入,其余全部收入归铁路系统。遗憾的是,1988年1月24日,由昆明开往上海的80次特快列车,运行至贵昆线区间时发生颠覆,88人死亡、202人受伤。由于之前铁路已经发生多起事件,丁关根在这次事故后引咎辞职,“大包干”一事也再无人提及。
2000年“网运分离”
2000年,时任铁道部部长的傅志寰提出了“网运分离”的铁路改革思路。“网运分离”是指成立国家铁路路网公司和数家客运、货运经营公司,将国家铁路路网基础设施与铁路客货运输运营分离开来,以市场化手段打破铁道部“政企不分”的格局。
2005年“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三级管理体制
2005年3月,中国铁路最大的一次内部改革启动,全国41个铁路分局全部被撤销,铁路从“铁道部-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的管理体制,直接进入“铁道部-铁路局-站段”的三级管理体制。
然而这次改革,属于内部改革,还缺乏管理体制方面的根本性改革,远没有触及铁路改革的实质——打破政企合一和部门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