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牛”董事长牛根生作惊人之举捐出全部股份

    “在创办蒙牛之前我算是个富人，但现在却是个负债人。”牛根生，这位福布斯排行榜上身价1.35亿元的内地富豪，昨天这样“笑言”当前处境。作为蒙牛乳业（2319.HK）董事长、总裁，牛根生最近作出了一个惊人决定：将捐出全部股份，成立基金会，支持蒙牛百年发展。在伊利董事长郑俊怀因涉嫌挪用公款被捕之后，牛根生如此彻底的“散财”之举在业界引起震动。

    昨天，在呼和浩特蒙牛总部，牛根生向媒体全面阐述了他此举的缘由，“我知道这种做法在国内非常罕见，在世界上全部捐出的也很少。从无到有固然是一种快乐，但如果蒙牛更好地发展了，从有到无更是一种快乐。”作为国内成长最快的乳企，1999年创立的蒙牛以365%的年平均发展速度迅速成长，2003年以51亿元的销售额跻身全国乳业三甲。去年6月蒙牛成功在香港主板上市，共募集资金13.74亿港元，拥有不到10%股份的牛根生一时间身价过亿。他坦言，“六年前我拿出170万元创办了蒙牛，由于上市等原因，我拥有了现在的身价。但这只是数字，在极其敏感的香港股市，作为董事长我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把股票变现。于是，我就想到通过捐出的方式让其实现最大价值。”

    2005年1月12日，“老牛基金会”（隶属于“蒙牛事业发展促进会”）正式创立，作为蒙牛最大的自然人股东，牛根生将自己不到10%的股份全部捐出。“老牛基金会”，将主要用于褒奖对蒙牛集团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士或机构，但在员工个人遭遇不幸或生活窘困时，也可向基金会申请帮助。

    据介绍，具体操作分两步走：第一步，在他有生之年，将红利的51%赠予基金会，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其余49%留作个人生活所需，股份话语权不变，但当牛根生卸任董事长后，表决权将授予继任者；第二步，在牛根生百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不能继承，妻子、一儿、一女每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牛根生表示，这有利于吸引最好的人才到蒙牛来，“对于我的继任者，一是增加了表决权，我捐出的股份的话语权归他；二是基金会的钱归他支配，他有分配权。有这样两个工具的支持，搞好经营的可能性自然就大一些。”

    对伊利事件，牛根生并未作出较多评论。他表示，个人捐股想法由来已久。早在2002年底就开始酝酿，并于2003年底正式向负责上市法律事务的律师表示，等公司上市后，他就捐出股份，成立这个基金会。

    牛根生：“大无”才能“大有”

    记：中国人一般都很正统，一般都是子承父业。您这样做，把财产捐出去，子女也不继承。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其他人做不到，你是怎么看的。牛：咱们倒是没看别人怎么做。一切都是从需求出发。从需求看，市场经济是需求经济。怎么样最大化地把需求满足，这是最重要的。领导者、员工、奶农、自身的需求，也包括社会的需求。

    从全球化角度看，怎么样使我们的国家、民族在世界上有地位。我们本来是后发国家。又想走到别人的前面。那就至少在产权上、制度上、管理上、技术上……在若干方面，都要有所突破，才可能赶上或超过先行者及我们的对手，增加我们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这种国际竞争力的增加，只有各方面的事情都有所突破，才有可能。

    比如，世界上排在前列的乳业都进来了，我们怎么样跟别人同台打仗呢？什么是你的优势？什么是你的强项？不利因素是什么，有利因素是什么。很难找出优势因素。跨国集团、发达国家，之所以走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面，也是靠他的聪明才智--都是因为在一些方面走在了我们的前面，在某一方面比我们有创新的地方，才走到我们前面。这是根据需求来的。那我们怎么样创新，才能反而走到他们的前面？乳业，怎样才能不仅赶上他，还超过他？农民变成工人，农民怎么找到市场？农业文明变成工业文明，必须使农民变成工人，我们才可能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农民是拿年薪的，工人是拿月工资的。但我们这里的数百万奶农是拿工资的，月月拿。工业文明，一是人的身份转换，二是领工资等元素要改变。发达国家，中国的农民，同在一个市场打仗，是他们的对手吗？怎么同台打仗？中国最可怜的是农民。好多农牧民，连城市都没去过，怎么打市场呢？带数百万农民闯市场，你就是他的市场，你的作为决定他的市场地位。

    当这么多人的切身利益，家庭生活的好坏，与你关联：数亿消费者的奶食品安全问题与身体健康问题，数千万股民的风险收益问题，数百万奶农的脱贫致富问题，数十万产销大军的收入和吃饭问题……当把这些事情想明白的时候，将这些人的利益，这些人的生死存亡，与我的后代与妻子儿女的利益放到一起比的时候，数亿也好，数千万也好，数百万也好，数十万也好，比起来，个人利益就太微不足道了。所以，这纯粹是从需求出发。如果没有更大的境界，不可能做到。同时，在竞争这么激烈的情况下，如果不用这种方式创新 。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管理人才，市场人才，他们同样在选择企业的时候，假如是年薪都一样，最有能耐的人是不是就会团聚到你的旗下来？因为他多了两样东西：一是增加了表决权，我捐出的股份的话语权归他；二是基金会的钱归他支配，他有分配权。有这样两个工具的支持，搞好经营的可能性自然就大一些。世界上顶尖的技术人才来了也是一样，除了正常拿钱，做得好还可以从基金会拿钱。多了这样一个创新，是不是会吸引好多顶尖人才？是不是我们就可以走在前面？我们赶超他们的能力就大了。从另一角度看，企业能否生存，决定我的收入。如果企业没有了，我的不到10%的股份还有什么用？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要么就是"大有"，要么就是"大无"。有与无的关系，大有与大无的关系。

    多年前我是一个穷光蛋，也就是偶然赶上了党的好政策，特殊需要也好，两个毫不动摇也好，西部大开发也好，对民营企业同等对待的政策也好，党带领农民脱贫致富也好……好容易有了这样一个机遇，那么，怎样让这种"有"稳定地、长期地、健康地一直有下去，实现亿万消费者、千万股民、百万奶农、数十万产销大军的健康幸福，这是"大有"。用我个人与家庭的"小有"和"少有"，换来他人的"大有"和"多有"，那就太值了。

    如果这些人没有了，我就什么也没有，我的儿女也没有。

    因为我的父亲什么也没有，所以，我靠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是可以有的。如果我的父亲给我留下太多的东西，我就可能就不这样奋斗了、进取了。同样道理，我要给我的儿女留下怎样从无到有的本事，而不是留下钱财。他们学我怎样从无到有的本事，而不是直接继承我的财产。

    我非常庆幸父母未留下什么给我。十几岁，他们离开我，我差点饿死、冻死。对党的认识全是体会的，不是背会的，都是体会的。儿女们，我虽然没有给他们留下物质的东西、金钱的东西，但留下了精神。精神财富要大于物质财富。我的儿子若干年后，也许你不认识他，但只要企业活着，他就有一张"名片"。他有的不是"钱票"，而是"名票"。"钱票"与"名票"的关系。例如，可口可乐的后代说起来，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我们是可口可乐的第几代，这个名片多珍贵。卡耐基的后代，洛克菲勒的后代，也一样。

    我想留下的东西，那是永久的、永续的。要比给他留下物质财富---还有可能有，也有可能没有--假如真能留下精神财富，那是永久的。所以，我给他们留下的是真的东西。社会上虚假的东西不少。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家都背会了，但不少人没有体会到。我们国家的创新有可能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只有我们创新了，才有可能走到发达国家的前面。我总是想到社会的事，因为受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 ，总是从社会角度想。局部做好了，全局就是好的。如果若干个局部是不好的，全局也肯定是不好的。小家和大家的关系。从无到有，不容易，快乐；从有到无，特别是有组织、有准备地从有到无，更难，但这是最大的快乐。我们国家还是初级阶段，物质财富还不发达，更需要有人奉献。我们真的在这方面有突破，我们的事业就能发展。财散人聚，财聚人散。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散财能聚人，为什么不散呢？散点财。"大无"和"大有"的关系。无是最大的有。大无等于大有。

    像伟大领袖毛泽东，敬爱的总理周恩来，包括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世时，支配过千万个亿，但他临走时，拿走一块砖了吗？拿走一块钱了吗？

    有生之年中，有计划地从有变成无，这是最愉快的事。历史上那么多帝王将相。秦始皇，以为能够带走什么，现在不是又挖出来了吗？埋在地下，不是还挖出来了吗？还不是属于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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