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许多年轻人一生的人——茅于轼

 　“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

　　茅于轼学的是机械，从事了几十年的铁路工作，后来为什么会成为经济学家呢?

　　茅于轼说，“我的数学很好，我把经济问题看做是数学问题，很容易就进了经济学。我把经济学看做是财富生产最大化的问题，看成资源最有效使用的问题，这样就可以用数学来回答。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想出来的。不过，也不能完全这么讲，但最基本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当然，我也看外国的书。”

　　在从事铁道研究院的运输经济研究过程中，茅于轼推导出择优分配原理，完成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成就。那一年，他正好50岁。当时他还没被平反，但已在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他希望调到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去，但因为不是经济学科班出身被拒绝。

　　茅于轼认为自己的学术成就大体可以分为前25年和后35年，“前25年主要是在铁道机械、牵引动力方面;后35年则在经济学方面。”在经济学上的最大成就是择优分配原理。有人认为，这套理论重构了微观经济学，如果当时国门敞开，茅于轼有可能可以获得诺贝尔奖。

　　后来，因为认识到改革的事情比数学更重要和紧迫，他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我不是追求名声的人，得诺贝尔奖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想把中国搞好，让老百姓富起来，克服改革的各种阻力，弘扬改革的精神，这是我这20多年工作的重点。”

　　茅于轼的著作涵盖面非常广，代表作还有《中国人的道德前景》《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谁妨碍我们致富》《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等。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

　　茅于轼有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也成为了他的一个标签，即“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认为，“现在社会上为穷人说话的人很多，替富人说话的人很少;另一方面为富人办事的人很多，为穷人做事的人很少。”他为富人说了话，也为穷人办了事，但却常常招致骂声，甚至惹上官司，但他依然固我。

　　接触过茅于轼的人都说他是谦谦君子，有儒家风范，有家国情怀。秋风说他是中国的绅士，萧翰说他是精神上的贵族，张维迎说他是自己治学为人的楷模，还有人把他誉为经济学界的鲁迅、中国的脊梁等等。而骂他的人多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他，只是听过他的一些言论的人，这些言论包括经济适用房不应有独立厕所、取消18亿亩红线、应该允许高利贷等。不理解他的人对他嗤之以鼻，斥之为“汉奸”“走狗”，“乌有之乡”网站更是发起活动，要“公诉茅于轼”。

　　他对这些一概淡然处之，“我理都不理他们，来不及理他们”。他叹息道，“这些人很可悲，他们把坑害自己的人看作是大救星，把真正帮助他们的人看做汉奸，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只喜欢听宣传口号、假话、谎话。真正对他们有好处的话他们听不懂，不知道到底谁帮助了自己，谁害了自己，这是很可怕的事，也很可怜。”

　　即便“乌有之乡”对茅于轼发起“公诉”，但在“乌有之乡”“被关”时，茅于轼还对他们表示了声援，他在微博上写道，“当局把乌有之乡等网站封了，不过我还是希望他们有说理的机会。我虽然不赞成他们的观点，但是发言权是不可剥夺的。我也希望他们不要诽谤别人，说某某人是汉奸，也不可鼓动别人去杀人，去抢别人的财产。给人发言权是为了讲清道理，不是去害人，也不是发泄情绪。这些都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有的现象。”

　　在茅于轼看来，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每个人都能够享有人权，但是，“光有这个还不够，我提倡的是自己享受人生，还要帮助别人享受人生，人权的最基本公理就是人与人平等，人与人平等的结果就不可能有特权，特权是人与人不平等造成的。”

　　但是茅老所提倡的“人与人平等”仅指权利的平等，不是收入的平等，“因为人跟人有差别，有的人能干，有的人不能干，有的壮，有的弱，所以就有收入差距，但收入差距不能没有，没有的话变成吃大锅饭就完了。”

　　有的人认为茅于轼“激进”，他也自认为自己的许多观点“很超前”，太过超前以至于很多人接受不了，比如爱国和爱民的差别问题，茅于轼就有不一样的解答。但是正如秋风先生所言，茅于轼身上有一种保守主义气质，他坚持原则，而且他并不是很多人眼里的“永远的批评者”。

　　他为政府说话，为中国政府说话，他说，“跟其他国家的政府比，中国政府是很强的，是很有能力的，它能配置大量的资源，比起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是做得相当不错的。我们的经济增长和脱贫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可能自己不承认，但是其他人承认了，世界银行也统计了。”然而，他也直言不讳中国的问题所在，“中国政府越来越被利益集团控制住了，这是最大的问题。”

　　1993年，茅于轼与盛洪、张曙光等几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联合创办了一所研究机构，命名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现在它已成为中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天则”语出《诗经》“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取意为“合乎天道自然之制度规则”，其中的“制度”既包括企业、市场等经济制度，也包括政治、文化制度。而建立一个按照制度和法律良性运转的社会，实现人与人的平等，正是茅于轼一生奔走呼号的动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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