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何去何从？

　　创造过“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集团，后来又制造了一个具有经济增长潜力并且与人口红利相关的“新钻11国”的概念。这些国家分别是韩国、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孟加拉国、尼日利亚、伊朗、越南、土耳其、埃及。由于其中韩国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并且其人口转变进程与中国相仿，实际上不应该在这个分类之中。而没有包括在“新钻11国”中的印度，反而更符合在劳动力供给潜力和工资水平与中国构成竞争的标准，所以，我们将印度替代韩国纳入与中国的比较之中。潜在的制造业承接国家无疑远远超出这个范围，这里仅仅是以这些国家为例，想要说明的道理将会具有一般性。

　　在上述国家中，有的无疑在劳动力成本上面比中国有优势，如在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国家，人均GDP和工资水平显著低于中国。但是，土耳其和墨西哥的人均GDP大大高于中国，工资也比中国高出很多，因此从劳动力成本角度尚不构成很大的竞争力。需要注意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国，上述国家加总起来也无法代替中国的地位。例如，2010年在全部进行比较的12个国家中，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中，中国占到了38%的绝对多数比重。如果不包含印度这个世界第二人口大国的话，中国在全部劳动年龄人口中的比重更高达55%。即使到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仍然保持很高，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中国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占绝对优势的比重，决定了这些国家替代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可能性，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说，即使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个较小比例转移到某个或某些国家，都会引起相关国家劳动力需求的强劲提高，以致劳动力供给不足，进而因工资上涨而降低其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已经发现，在一些尝试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家，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趋势十分明显。以印度为例。虽然该国人口规模和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十分庞大，但是，由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低，2010年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4年，很多人并不能胜任岗位的要求，因此，实际上印度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并不充足。由此可以解释为什么按照某种标准，印度工资上涨幅度连续10年居于亚洲各国之首。

　　可见，观察劳动力供给不仅要看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还要看劳动者的技能是否符合岗位的要求。换句话说，劳动力数量与人力资本共同决定着制造业的归宿。我们来看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情况。在11个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国家中，只有墨西哥和菲律宾的受教育年限高于中国，大约高13-14个月。而更多的国家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大大低于中国，如孟加拉国比中国低33个月。如果我们计算25岁及以上人口总量和人均受教育年限的乘积，作为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的话，则2010年中国在这12个国家中所占比重超过50%(图1)。

　　根据2000-2010年期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长速度预测，2020年中国2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63年，届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将占全部12个国家总量的45%。这个预测有两个含义。其一，今后10年中国人力资本总量仍然将保持巨大的优势。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一定份额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中国作为这类产品制造者的地位不可能完全被替代，甚至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被替代。其二，中国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的关键，是人力资本积累或教育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人口转变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第一次人口红利终究要消失，但是劳动力素质可以加快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是无限量的。

    中西部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力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济的最重要特征，是地区之间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上的巨大差异。换句话说，中西部地区可以具备所有雁阵模型要求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条件。撇开中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发展差异不说，仅人口转变上的差异就可以为上述论断提供有力论据。由于生育率下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中国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差异，也导致中西部地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例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为5.05‰，东部地区平均为4.68‰，中部地区平均为4.73‰，西部地区为6.78‰。相应地，剔除人口流动的因素之后，即主要按照户籍人口进行比较的话，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抚养比也仍然低于东部地区。可见，在人口红利总体而言即将消失的同时，中西部地区尚有潜力可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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