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50后60后学习：年轻时出国是高性价比镀金

    001XXX，这是童小美1991年时在证券公司的账户号码。作为第一批拥有交易账号的个人，童小美对当年是怎么“吃螃蟹”的景象记忆深刻。

　　中国资本市场开市的第二年，童小美在银行工作的嫂子承担着售卖总共20张认购证的业绩压力，热心的童作为亲戚之间的帮忙，拿出60元钱买了2张，并且做好了花钱打水漂的准备。当时谁也没想到60元能带来什么，结果001号的那张认购证摇号落空，002号的那张为童小美带来了未来二十年炒股路程一笔不小的本金。

　　赚到第一桶金之后，黄德钧的运气不错，在投资股票上继续把握住了不少投资机会。“我做过一级半市场，就是拿着钱到各家上市公司去收购‘职工股’，‘搜罗’股票。当年轰动全国的发售新股我也有份参加，就是拿着身份证连夜排队，抢认购股票的申请表，真是人山人海。后来还代表公司做过法人股的投资。而这些投资从现在来看都是比较成功的。”

　　虽然黄德钧现在的投资重点早已偏离股票，不过他并没有放弃这个最早为自己带来财富的投资工具，仍然会有固定的资金放在股票上。

　　童小美这种资本市场第一批投资者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很感谢邓小平，并且他们头脑中的纪年方式都是以大事件标示，比如说，1997年，他们会说“啊，就是邓小平逝世那年。”

　　1997年2月19日，童小美和大多数人一样，从电视上看到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当天，上海股市开盘870点，几乎所有人都以为天塌下来了，于是当天无数人挤向交易所，抛空了所有的股票。那一天，童小美手上握着几千股的四川长虹，她不敢轻举妄动。结果当天，股市开盘即最低，狂涨100多点。四天之后，四川长虹作为第一只公布年报的股票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童小美预感到好戏还在后头，又以十几元的价格补充了几千股，没过多久在42元左右抛出，这一单至少让童小美的股市资金翻了一倍。

　　事实上，1997年初的一轮狂涨，一直涨到了5月13日，大盘指数为1510点。

　　对于50后／60后来说，2007年的一波好行情和2008年开始的持续熊市已经不是他们这代人独享的股市风云了。和年轻一代比起来，除了股票市场，他们更有发言权的或许是楼市。

　　2007年考虑到儿子读书的原因，童小美想在杨浦区买一套房。7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房，总价108万，接到中介电话后三个小时童小美跑去看了房，半小时后拿定主意就交了意向金。当时接近下午6点，银行已经关门，拿出了身上所有的现金才刚到2000元，童小美刷卡预付了1万元。生怕看上眼的房子被别人抢先，第二天早上9点她又等在银行门口，取了剩下的3.8元现金交到购房中心。如今，这笔100多万的投资已经变身为了250多万。对于童小美来说，她的投资总能获得不错的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归结于她的节律和中国资本市场的节律谐振了。

　　对于黄德钧来说，或许遗憾更多一些。虽然他早期曾经做过一些房地产项目，例如将工厂改建成写字楼出租，当时也赚钱了，可惜因为种种意外因素的干扰没有坚持在这个行业发展。回顾过去二十年的投资经历，无论是投资股票、做天使投资人、对企业投资，黄德钧都算满意自己的表现，而楼市是他认为唯一错过的东西。（文中童小美为化名）

　　他们是怎么创业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他们的创业也在不断升级。

　　1991年，潘拥军23岁，这一年他完成了人生的几件大事，和女朋友结婚，迎来他们的儿子—这两件事似乎离得太近了—以及白手起家决定创业。当年，他的每月工资是100元钱，如今他拥有旗下三块产业和一个马术俱乐部。

　　1969年出生的潘拥军从小在上海郊县奉贤生活长大，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有着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名字。高中毕业后，他没有如父母起名的初衷成为军人，而是进入乡办企业，当起了铁皮工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即使潘拥军是当时乡里远近闻名的技工高手，能用一整块铁片不带一颗钉子地打出整条铁皮裤，那个时候他的工资始终是每个月36元。

　　儿子的出世让潘拥军的生活一下子过得紧巴巴的。0.36元一包的土烟，原先每个月他要抽上三条，省吃俭用的钱有时候让他连烟都抽不上。缺钱则易思变，为了赚点外快，潘拥军拿出了1500元的结婚礼金和1500元积蓄，买了一个钻床和一台电焊机，利用下班时间在厂里干起了私活。凭借过硬的好手艺和客户支持，才一年不到，潘拥军就赚了几千元，从工厂辞职开了自己的盘柜厂，为大型电机组合生产外箱外壳。

　　开厂一年不到，潘拥军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与一家大公司合作生产控制柜，让他一下赚了几万元。1996年，暂停了盘柜厂的生意，他开始与日本安川电机合作生产整套控制柜。然而四年之后，考虑到控制柜的产品附加值较低，带着100多万的总资产，潘拥军停下了手头的生意，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2000年10月，看中了国内电机设备的产品空白，潘拥军带着妻子半旅行半出差地前往韩国溜达了一趟，只身前往LG公司拿下了国内自动化电机设备的代理权。紧接着，他面对的是二次创业。

　　直到2002年末，潘拥军时不时地还过着在市区办公室打地铺睡地板的日子，即使当时他的身价已经接近千万，产品销量在全国同类产品里始终排名第一。每天开着普通桑塔纳来回奉贤和市区，五六点起床，深夜十一二点回家对他来说是创业路上的正常时间表。

　　和大多数当时下海经商的人一样，潘拥军相信自己是赶上了1990年代末、新世纪初创业寻找空白的好时候。2005年，当他再次出击进军运动器材领域时，环境已经大不一样了。由于产品设计和渠道问题，连续三年总共亏损1500万的业绩让他开始重新审视所处的市场环境和自己的生活状态。

　　2008年以前，潘拥军从来没有穿过100元以上的牛仔裤，最贵的衬衫也仅限于海螺牌二三百元的款式。虽然企业的盈利和经营始终不错，但他依然会睡不着，担心辛苦奋斗来的一切一夜之间会归零重来，因此除了保证生活的基本开销，他把所有的资金用于企业扩大或是流动资金。而大多数时候在他的身上依然很难看到所谓“有钱人”的标准装扮和味道。

　　《2010中国亿万富豪调查报告》中显示，在1999到2009年胡润中国百富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等上榜的亿万富豪中，40岁到50岁的“60后”亿万富豪人数最多，有699人，约占上榜富豪总数的35.70%。潘拥军显然还不在这样的行列中，但“60后”无疑是当前我们身边商界创业的主力军。

　　创业至今的二十多年里，潘拥军没有欠过客户一单钱款，自己却遇到过假汇票、客户跳单、上游漏税等一系列不靠谱的商业问题。“做企业就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麻烦，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遇不到，而且它们还都是你不得不去解决的问题。”潘拥军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教会儿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老实人、勤俭人、慈善人，直到今天，她对自己的儿子也一直说着同样的话。

　　《三国演义》、《水浒》、《史记》是潘拥军最喜欢看的书，每年他都会把它们拿出来耐心地重新看上几遍。他会和儿子讨论各自对书的理解，除了里面的人物关系，他更看重那份男人必须有的责任感，对家人、朋友，还有这个社会。

　　2005年开始，潘拥军开始接触骑马这项运动，很快他在自己的厂区开始养马。2010年，潘拥军已经养了50多匹马，用了三年的时间建成了上海乐派特马术俱乐部，是上海为数不多具有标准马术比赛场地条件的马场。每年，马场开销至少在300万，而收入却最多维持在100万，几年来他依然乐此不疲地在这项运动中不断投入。

　　2011年潘拥军创立了上海乐派特马业养殖专业合作社，当年引进了2匹欧洲优秀的温血种公马，新年伊始，潘拥军从荷兰新购入了5匹欧洲温血种公马，仅空运费就高达百万。但愿从长期来看，潘拥军的马场可以收回这种高成本。

　　钱或许只是数字，但用钱能干些什么却是这个60后现在最关心的事。

　　先立业后成家是傻瓜

　　50/60后的婚姻似乎比人们想象中更简单。

　　“先立业再成家是傻瓜，真立业后对妻子的要求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变得不简单了，所以为什么不选择一个大家互相理解信任的时候，共同来完成一件事呢？”对于某些大龄男青年爱挂在嘴边的“先立业后成家”的说辞，王新友作为过来人完全不认同。

　　他1966年出生于哈尔滨，大学毕业时，由于在旅行社做实习导游，结识了在酒店工作的妻子苗岩。

　　至于说到“为什么结婚”，爱似乎是他唯一的理由：“很喜欢自己的妻子，跟她在一起很快乐，自然就结婚了。”

　　目前，他与妻子苗岩在798一同经营着一家艺术画廊，画廊定位于推广年轻艺术家与当代艺术作品。在画廊里，他和妻子的分工很明确。王新友每天马不停蹄地与不同的人碰面，画家、买家、策展人、媒体等等，而苗岩安静地做着行政和财务工作。

　　很多青年男女在结合后，或多或少进行一定程度的“资产重组”，但那时的他们毫无这种概念，谁也没想过要接管对方的财政大权，没经过商量就自觉形成了默契—“两个人挣钱自己花自己的，妻子的钱基本都是照顾家里了，我的钱基本都是买画了”。

　　结婚后仅一年时间，王新友便离开机关单位，到一个星级酒店当总经理助理，在1990年代初期每月赚2000多元，而后是到一家准备上市的公司为其操办上市业务。他用第一笔原始积累跟朋友一起合伙开过大型的集团公司，管理人员达到200多人，2003年经济形势不好，他离开自己创立的公司来到北京，经过两年多的试水，最终在2006年开起了画廊。

　　王新友应该属于《富爸爸》一书中形容的“不是为了钱而工作”的那种人，与之相对应的是“为了工资和短期福利而工作的大部分人”。在他多年的发展历程里，苗岩始终都是一个默默支持的角色，在丈夫离开哈尔滨后，她肩负起照顾家庭的重任，直到女儿到北京上中央美院附中，夫妻俩在分居四年后才得以团聚，他说“苗岩的爱好就是照顾她的男人和孩子，从不参与自己的事情”。

　　两人财务上一次重要的瓜葛是在刚开画廊的第二年，当时由于经营状况惨淡，他账上几乎没钱了，苗岩感受到了，主动给他账上打了几十万元，他知道那应该是她大部分的积蓄。2007年时，因为画廊缺少财务人员，苗岩才辞掉了自己的工作来到画廊上班，不过仍不过问经营状况，只做个兼财务职能的行政人员。

　　总的来看，王新友创造财富的过程似乎缺少了苗岩的直接参与，但王新友认为“她最大的参与就是支持我、信任我，和我保持一种默契”，这让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和兴趣的追求中。

　　一个拥有和他类似模式的投资者是巴菲特。巴菲特20岁的时候就与18岁的妻子结婚，他经常由衷地感谢妻子，在他的家庭财富模式中，稳定的婚姻和家庭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时间来创造那些财富神话。有点老套？不赞同？嗯，这当然只是一个属于那个年代的个案。

　　你需要过奢侈生活吗？

　　奢侈不奢侈也许并不重要，更要紧的是享受生活。

　　2012年，当赵梦梅步入人生的第52个年头，开始朝着退休的日子又逼近一年时，每每回忆起年轻的日子，让她印象深刻的不是自己曾经赚过多少钱。脑海中时常出现的是一幅幅的美好画面，那是1990年代，和丈夫一起带着七八岁像个小不点似的女儿在马尔代夫、夏威夷、英国等等地方欢笑打闹的快乐时光。“我从来不是个会过日子的人。”没有太多的存款，也没有好几套房，但和许多人比起来，赵梦梅依然是个异类，过着“奢侈”的生活。

　　1979年考入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建筑结构专业，毕业后服从分配回北京住房建筑部工作，两年后跳槽进入出版社担任建筑图书编辑至今，赵梦梅的职业路径和当时的大多数人没有太大的区别。安定、有一技之长、选择了自己擅长并且喜欢的事，她是那个年代里普的一个普通人。

　　读大学的年代，赵梦梅靠的是每月15元的生活费，毕业工作之后几十元钱的工资却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年轻姑娘爱漂亮、要打扮、追潮流的需求。音响、收录机、唱片这些生存以外、生活之内的开销不是工薪阶层能够负担得起的。

　　“50后”结婚的年代，备齐“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体面地成个家，图个温饱，无病无灾便是他们所有的念想。“60后”们，把结婚三大件换成了“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如果还能有块钻石牌手表，那就再幸福不过了。

　　赵梦梅结婚的时候还只有60几元钱的工资，家里给了她2000元用做结婚钱，她却偷偷用来买了个梦寐以求的夏普800组合音响。婚房是单位的集体宿舍，孩子刚出生的时候还要用电炉子热奶粉，这样的日子在当时的年轻夫妇看来似乎没什么奇怪的，几乎是一段集体记忆。

　　物质的相对匮乏，并没有影响赵梦梅一家在精神世界里的追求。爱看书、爱买书、爱艺术、爱旅行……工作进入第六年的时候，单位分配了一套新房，丈夫到国外出差，带回来各种家用大件后，赵梦梅明显感觉到在物质上的焦虑减轻了不少。1995年，他们拿出仅有的14万存款买了辆富康，在当时北京空旷的二环上兜了好几圈。1996年，作为第一波去马尔代夫旅行的中国人，他们全家还一度被误认为来自日本。

　　2001年，赵梦梅夫妇做了至今最大的一次消费，决定送当时14岁的女儿前往英国读书。全寄宿制的英国高中和大学教育花费让这对夫妇又一次感受到了经济带来的压力，好在这一切还在两人收入的可控范围内。

　　没有独特的投资内容，没有好几套房产的后盾支持，和同龄的具有天生理财观和金钱观念的家庭相比，赵梦梅一定算不上富人。一直声称自己不会过日子的赵梦梅，却又被当做同龄人里最会享受生活最会过日子的少数群体。

　　年逾五十的赵梦梅没有奢侈品，也没有太值钱的首饰，却有一屋子的书和一肚子丰富的回忆以及和家人的美好经历。

　　生活奢侈不奢侈，不由你的收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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