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的百货大王：粤商马应彪和他的先施百货

　　引领新式产业

　　如果将“四大百货”置于一个历史的长周期进行考察，我们会发现，粤商“领风气之先”是一贯的，其在中国商业进程中有着独特的定位：这个群体处在中西交流的交汇点，较之其他传统商帮有着更为宽阔的国际视野，他们敢为天下先，也善于将外来文明嫁接过来，在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献。

　　某种程度上，这种地位要归因于粤商的区位优势和政策特权。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商研究中心主任申明浩说，“从版图来看，从广东出海，到欧洲、非洲、中东的距离最近，因此，地理位置决定了贸易从广东开始较为便捷，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此起步；同时，广东远离中原腹地的统治中心，民间与海外一直有着密切联系，开放性的政策红利经常首先惠及于此，可以说，区位和政策之利是推动粤商兴盛的两大重要因素。”

　　粤商的这种独特地位，至少可以追溯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王朝下令实行“一口通商”政策，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同时在广州专设商馆，以“十三行”商人作为官方代表，负责对外贸易，行商成为名副其实的红顶商人，身家殷实，握有官府颁发的交易许可证，垄断所有中外商人在广州的买卖，独享中外商贸的特权，出现了伍家、潘家这种巨商富贾。

　　但是，行商们的角色并不止于贸易，在西方人的著述中，那个时代的粤商已经广泛接受了西方器物，家中陈设着望远镜、显微镜、洋酒以及蒸汽轮船模型等，同时引入西方医学、绘画、教育等最早在广东落户，逐渐向内地传播。

　　“行商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非常大，中国早期的西式医院由十三行商人建立，牛痘是十三行推广的，甚至中山大学医学院就可以追溯到十三行时代，林则徐的病例卡片都还在。近代西方的教育、宗教、文化、技术的传播，基本都是行商首先引进，其后影响扩展到全中国，甚至连军事装备也不例外，比如鸦片战争期间所用大炮、水雷，相当部分就是通过十三行进口。”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冷东教授评价说。

　　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权一直延续到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行商专为买办商人，早期的买办几乎无一例外完全由粤商独揽，西方商人登陆各通商口岸，少不得要依靠粤商。广东买办重视血缘与地缘的组合，著名的唐廷枢、徐润、邓观应等都以家族式买办而著称，他们率先接受西方近代商业文明的洗礼，成为中国近代保险、矿物、轮船等新式企业的创办人。有人评价中西贸易居中通融的买办，“不仅是商业中介，同时也是政治和文化中介。”

　　晚清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相当部分务实的粤商倡导“实业救国”，甚至有意识地与西方企业展开“商战”。由于粤商长期与外部世界交往，心态较为开放，较之其他商帮，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西方经验，创办新式工矿业、交通运输业、百货销售业及金融保险业，并逐步向全国布局，在新式企业的创办上处于领导者的位置。时人有所谓“各行省无不有粤商行店，五大洲无不有粤人足迹”的说法。

　　以“四大百货”中的先施、永安为例，在粤港确立了百货业领导地位之后，即开始在上海进行投资布局，将产业势力延伸到内地，同时，积极进军其他新式工业，1915年，先施公司开始涉足保险业，开办了先施保险置业公司、先施人寿保险公司，随后还拥有了家私工厂、化妆品厂等业务；而永安百货则将多元化的重心放在新式纺织业，在香港、上海、广州拥有多处纺织工厂，全盛时期达到9家之多，仅仅位于吴淞的纱厂就有员工超过2万名，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纱厂。新式产业“由点及面”的扩散，粤商在近代中国功不可没，引领了早期中国工业化的走向。

　　1978年中国政府实行改革开放，粤商依靠天时（先行一步）、地利（毗陵港澳）、人和（华侨港澳同胞）的优势，创办了大批现代工商企业，从早期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到创办个体私营企业，从搞活国有集体企业到探索股份制企业，无论产业升级或者企业制度变迁，粤商始终发挥着“探路者”的作用，成为“中国奇迹”的缩影，而其身处变革前沿、领袖时代风尚的角色定位，与百年前的“四大百货”一脉相承。

　　商脉不绝

　　近现代中国政经时局剧烈变动，深刻左右了天下商帮的兴衰。同为中国三大商帮，晋商、徽商如今希求复兴，唯有粤商数百年传承延袭，商脉不绝。

　　当然，期间个体企业的浮沉在所难免。以“四大百货”为例，其耀眼的光芒同样因时局变动而逐渐淡去。破坏性力量首先是战火，1937年8月中旬，淞沪会战爆发，上海每天都有几百架日本飞机呼啸而过，扔下上千枚炸弹，其中一枚重磅炸弹就在南京路的先施公司东南角爆炸，炸死炸伤职员、顾客、行人等近千人，先施公司与对面的永安公司损失惨重；上海为日军完全占领后，四大百货又受到日军强制管制与掠夺；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经营环境恶劣，面对恶性通货膨胀、美国商品倾销的百货业，只是惨淡经营。

　　但是，粤商群体并没有因政经环境的巨变遭受消亡的厄运。在看来，这与粤商有着鲜明的“国际化”基因，且较少依附于政治权力密切相关。由于商贸活动基本遵循“外向型”的市场化模式，且敢于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粤商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网络，无论在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还是遍布欧美的唐人街，粤商都是重要的商业力量，此外，决策当局还高明地保留了港澳作为窗口，这使得粤商一直保持着必要的回旋余地，没有伤及元气。

　　新中国成立后，永安、大新、新新等陆续走上国营之路，上海先施公司则在1954年结束，而其本部纷纷将经营重心移到了香港，甚至存续至今。比如，先施公司至今仍在香港拥有4间百货公司，其中中环旗舰店面积超过63000平方英尺，除了主营零售业务之外，集团多元化经营家私等业务，并于1993年重返上海南京路。截至最近财务报表，集团资产净值超过6亿港币，雇员人数将近600名。

　　永安百货则由永安国际有限公司经营，现在香港现有5间分店，店铺面积共36万平方英尺，除了百货业，还涉足物业投资、汽车经销等业务，公司净值超过90亿港币。值得注意的是，创始人郭泉的后人一直在管理着公司业务。

　　尽管这些百货公司已经不复当年的盛况，但是能在惊涛骇浪中存续百年，有的成功实现了代际传承，殊为不易，也很能说明跨地域、跨国境经营的粤商机动灵活、适应能力强的特点，其案例价值，对于当代中国民营企业的传承和守业也颇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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