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术”与新时代

　　“近有欧妇名吉凌汉者,初至上海,自言能为人修治面目,黑者白之,污者洁之,疵点者删之,麻陷者添之,闻价格颇巨。余意此恐无人过问,或侨留之西人耳。不意业乃大盛,凡官场及大商家、阔买办之少女、宠妾就请修治者不少。初时每人不过二三百金,后至千余金,吉凌汉乃大获利。而力能求治者,已倾箧而去,吉乃复思行其道于京。闻所携药料至三巨箧,至京住卧车饭店(俗称六国饭店)。前一星期休息未出,第二星期已得八百金。闻有度支部员某携其妾来,欲去面上之数粒麻点,吉索四百五十金。部员曰:‘吾买之尚不须此。’后减至二百五十金。此第发轫之始耳,以后贵胄名族联翩而至……”(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一种产业的发展,首先要有其消费基础。而有消费基础的前提条件,则是消费人群能够接受这一消费模式背后的消费文化。“美容术”所以能大出作者意料地在沪上流行,与沪上洋商云集且初开眼界的民众有巨大的好奇和接受能力不无关系。而更进一步讲,这种“美容术”的走俏还是民国之后“女性时代”的先导:不论是此时流行的美容术还是20年代初沪上流行的烫发、旗袍、丝袜和高跟鞋,日渐摩登和智慧的新时代女性开始逐渐影响着中国社会——过去由男性文人把持的道德舆论已经不再有绝对的影响力了。

　　于是,新时代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