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汉后来知道了,这是一个和自己的儿子一样,被拐卖到当地砖窑的智障劳工。
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卡片已经很旧了,上面还有些圆珠笔的印记。纸张的边缘被染上了黄色的水渍,其中一道特别长,深入腹地,漫过了上面印着的那张中年男人的脸孔。
每次出门找儿子,何智民总是随身携带着这样的小卡片。在距离自己家几十公里外的乡村集镇,他一次又一次地凑到陌生人的身边,一边指着卡片上儿子的照片,一边挤出些笑脸:“你见过这个人吗?他是我的娃……”
这些原本陌生的小人物们,慢慢地帮他积累起了越来越多的消息。
一些消息给他带来了希望。在淳化县的枣阳庄,一个开小卖部的中年妇女告诉他,自己曾经看到何文从砖窑里跑出来,“只穿着一条红裤头”。而在高陵县的楚榆乡,一个砖窑里的工人告诉他,何文曾经在这里做过活,但是现在已经走了。这些同样做着烧窑、伐砖苦差事的工人们,背着老板跟他聊天,甚至还悄悄帮他画出了附近砖窑分布的地图。
而另一些消息,却让老人的心都揪了起来。砖窑的工人们告诉他,把何文领来的包工头“老方”对大家说,何文和其他的智障工人都是自己的亲戚,但他身边的两个帮手,却“动不动就打人”。
村东头的王老汉曾经把一间屋租给老方和他领着的工人们。这位房东告诉何智民,老方常常把带来的工人锁在洗澡间,拿砖头、棍子把他们的鼻子打得流血。甚至有一次,一个跑出去的“娃”给抓了回来,被打得“快死了”。
听到这些话的时候,何智民总是皱着两道眉毛,苦着一张黑红的脸。“心疼!”他用浓浓的陕西口音嘟囔着。
老汉总对自己的一次经历念念不忘。那是4个月前,当他骑着那辆小“三摩”,来到砖窑附近继续找儿子的时候,一个工人跑来告诉他,何文正在不远处的工地里干活。他急急忙忙地跑过去,却发现门口有一只大狼狗挡着,自己根本进不去。
几个月后,他仍然会絮絮叨叨地回忆起,自己当时已经看见了工地里远远站着的四五个工人,却怎么也分辨不出来,里面有没有他正在拼命寻找的儿子。他赶忙跑到距离工地不到100米的派出所报警,可警察却告诉他,除非带着目击证人一起来,否则不能出警。等到他和目击证人一起,领着警察回到工地的时候,包工头早已经听到风声,领着工人们逃走了。
这是何智民最懊悔的一次。“当时本来能救出来,可惜却错过了。”他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8月13日。
现在,这个固执的老人越来越坚信,自己当时远远看到的四五个人里,有一个就是自己的儿子;而且,就是这短暂模糊的一瞥,成了自己与儿子见的最后一面。
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随着天气渐渐转凉,何智民的心似乎也跟着慢慢变凉了。他再没听谁说起见过自己的儿子,而他在广为散发的小卡片、四处张贴的寻人启事上所留的电话号码,更是从来没有人打来过。
“要不就算了。”有人这样劝他。老汉知道,这话的背后还藏着半句:“反正也是个智障。”他只能固执地坚持着,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父母嘛,哪能不管自己的儿子!”
就在这个时候,希望却令他措手不及地降临了。
12月18日,正在泾阳县干活的何安康接到了一个“三摩”车夫的电话:“找到了,你兄弟在高陵!”
何安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叫何文?没弄错吧?”
“肯定没错。他自己说的,叫何文,家里有人在开挖掘机。”对方在电话里说。
挂掉电话,何安康马上打给父亲。何智民抱着手机激动地告诉老伴儿:“找到了,是咱三原的娃!是何文!”
因为嫌自己的“三摩”太慢,这位兴奋的父亲找来同村的外甥,让他开着车送自己去高陵,接儿子回家。
按照“三摩”车夫电话里的信息,何智民来到了土地局门口。车还没停稳,他就看到一个满脸都是煤灰的男人蜷坐在一辆三摩的车斗里。他远远打量了下身形,立刻跳下车小跑了过去:“这就是我儿啊!”
到了车斗旁边,老汉小心翼翼地把“儿子”从车上搀下来,让他靠在自己的身上。他想仔细看看儿子倚在肩头的脸庞,却突然发现,本来个子挺高的儿子,现在站在旁边竟然比自己矮了。他仔细看了看自己搀着的这个年轻人:“这不是我儿啊!”
旁边的三轮车夫奇怪了:“不可能吧,人家自己都说了,他叫何文。”
何智民也害怕自己眼花了。他使劲儿揉了揉眼睛,仔细看看:“还是不是啊!”
自始至终,这个全身脏兮兮的男人一直木然地瞪大眼睛,看着周围。何老汉问不出他的真实身份,自己就慌了:“不是我儿子,这可咋交代啊?”
他想把这个陌生的年轻人送去县政府或者民政局,看对方能不能接管。可赶上星期六,不是没有人上班,就是干脆进不了单位的大门。
最后,实在想不出办法的何老汉只能决定,把年轻人留在原处,等着他的家人来找他。
到了晚上,折腾了一圈的老汉才一个人回到家。可已经准备好迎接儿子的老伴儿不干了。“你老了,憨了,还是眼睛瞎了?”老伴儿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骂他,“人家说是儿子,你咋不拉回来呢?”
挨了骂的何智民心里也七上八下起来:“难道我眼花认错了,真把儿子给扔在路边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这个一晚上没睡着的父亲骑着自己的小三轮摩托又跑去了高陵县。在原来的地方,那个年轻人已经不见了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