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女声越往后走,“悲剧”色彩也就越浓。上周末的五强赛战到最后,“视死如归”的超女们索性穿上了“作训服”。开心的何洁和超酷的李宇春谢幕前的那个令所有人动容的长时间拥抱,真有点“把最美好的东西撕给人看”的绝望。本周末的冠军争夺秀,不知道还会演绎出什么悲欢离合来。
然而,透过超女背后的浓浓硝烟,我们看到,从来没有哪一项大众娱乐活动,受到过如此大规模和高规格的广泛关注——从都市报到权威媒体,从黄口小儿到中年“玉米”,从娱记到学者……无不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对超女不一样的兴趣。有人说超女是“庶民的胜利”,但也有人斥之为低俗甚至“恶俗”;有人说超女是一场“娱乐革命”,但也有人说那不过是一出吵吵闹闹的游戏;有人说超女是一次“民主操练”,但也有人说这纯粹是对某种宏大叙事情结的虚假满足……
不过,认为超女已经从一档纯粹的电视娱乐节目脱胎出来,蜕变成了一个广受社会关注的文化现象,应该没多少人反对。可以说,如果再降尊纡贵一点的话,超级女声也许真能成为一座文化学者和社会学家乃至“权威媒体”值得一掘的文化富矿。
再后来,一个叫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东西慢慢生长出来,形成了一个确保社会基本稳定的和谐生态。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市民社会一方面是一个财权归属明确的市场体系,另一方面更是一个被称为公共领域的社会文化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主流的形态是大众文化。看透了这一点,我们在观赏周星驰电影中那些对精英文化、英雄主义的强烈消解与反动,对普通大众日常生活的关怀,以及对种种前现代话语的弃绝时,就不会感到惊讶,而会对其中的社会意义产生更深的理解。
有人惊诧于“选民”们对超女的疯狂与热情,甚至超过了“美国偶像”的“选举”盛况。对此,《今日美国》分析道:“超级女声的参与性很高,这对不进行直接公民投票选举的中国来说,也许天然地具有比同类节目在美国更大的魅力。”政治设计家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从延安时期的“黄豆选举”中我们早已领悟到,中国民众从来就不缺乏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而假如这样的热情不能获得健康的宣泄,就必然会增加整个社会的“熵值”,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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