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业沉沦折射监管漏洞，执法者附和企业和稀泥

乳业沉沦：监管者哪去了

　　这是一个集体沉沦的行业，他们各自疯狂的追逐市场份额，却忽略了真正的挑战——整个行业正在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将这些企业的恶行归咎于商业道德的沦丧，其实并没有切中要害，监管的虚设和惩罚的不力，这才是中国乳业集体崩溃的罪魁祸首

　　除名解套，重提“未晚”事件，也许是因为公关“军师”被警方控制，蒙牛公司才出具了那份蹩脚的致歉声明。当然伊利也不是善茬，蒙牛重提的旧事并非子虚乌有。长期以来，中国乳制品行业的两个领军企业不是在质量和诚信上你追我赶，反倒是以相互的攻击倒戈、诽谤抹黑给业内企业树立了标杆。

　　企业商业道德的沦丧显而易见，只是在蒙牛、伊利们无法无天的时候，我们的监管者和执法者干嘛去了？正如企业没有把精力放在产品质量上一样，我们的政府也没有把精力放在自己的正业——监管和执法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教授接受本刊专访，为我们分析此次事件折射出来的有关当局在市场经济中的监管和执法漏洞。

　　执法者附和企业和稀泥

　　10月22日深夜零点，蒙牛就“诽谤门”事件发布《蒙牛集团关于“安勇事件”及诽谤与被诽谤的声明》，声明表示：“安勇原是伊利集团的员工，2005年才来到蒙牛，他在做损害兄弟企业的事时，没有向任何人请示，擅自而为，其中缘由，我们也正在了解。”

　　这就是蒙牛被解读为“丢卒保车”的策略。乔新生指出，现在企业为了规避法律责任，往往采取一种项目管理制度，甚至一些企业将自己的各个项目切割成为独立的法人，一旦这些项目经营出现问题，特别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可以采用丢卒保车的方式，把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这种做法对我国现行的法律的确构成挑战。乔新生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手段就在于，强调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内在联系，如果损害行为导致企业从中获得商业利益，那么，应当追究从中获得收益企业的法律责任。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能因为企业发出道歉信就免去其法律上的责任。

　　但是看看我们的执法者是怎么做的呢？就在蒙牛发出致歉信后几个小时，呼和浩特警方举行了历时三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会上特意说明：“根据证据来看，此案无更深层次背景”，这个特意说明与蒙牛的“弃卒保帅”策略交相辉映。不知在呼警方心目中怎样才算是更深的背景？但是我们确知有了这样的执法者，中国企业的恶意竞争才有恃无恐。

　　像蒙牛致歉信所言，“近年来，蒙牛集团曾多次遭遇类似的诽谤事件。其中，经公安机关查实，2003年到2004年间，伊利集团曾花费超过590万元,雇佣公关公司对我公司进行新闻攻击。”也就是说公安机关对类似恶意营销事件刑事立案调查的不在少数，但是乳制品行业的攻击诽谤并没有因此受到震慑，反倒是愈演愈烈。

　　乔新生表示，市场经济必然会伴随着不正当竞争或者垄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国家的立法禁止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的原因，也是为什么许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设立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对垄断专门机构的原因。我国虽然颁布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由于缺乏成熟的执法调查程序，《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过于简陋，结果导致不正当竞争现象普遍存在。

　　如美国面临此类案件，司法部或者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都会成立专门小组立案侦查，而我们国家工商管理、质量监督等行政执法部门经常遁形，逼不得已才出来说说场面话，拿出一些并不令人那么信服的结论。

　　网络监管成为新课题

　　中国的电信领域、食品领域等都存在大量的不正当竞争，但在乔新生看来，乳制品行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不正当行为，而是一个借助于现代互联网络恶意诋毁他人的现代传播行为。

　　蒙牛诽谤门让公众熟知了“恶性口碑营销”一词，此种营销蔚然成风与互联网密不可分。以此次蒙牛诽谤伊利的策划案《DHA借势口碑传播》为例，该策划案提出执行周期为7-10天，手段包括在天涯问答、百度知道等地发布wiki问答、全面覆盖所有亲子育儿论坛、利用消息者口吻发起网上“万人签名拒绝鱼油DHA”的签字活动，以及发动大量网络新闻及草根博客进行转载和评述，总计涉及费用约25万元。

　　互联网不但改变了企业的正当营销手段，也改变了不正当竞争手段。乔新生指出，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在监管和规范企业竞争方面，除了继续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细化反不正当竞争程序规范之外，一个更加紧迫的任务就是加强网络监管的立法，禁止利用现代互联网络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

　　中国的网络公关公司在2005年前后起步，当时互联网开始普及，许多网络名人借助对网络的熟悉，开办了此类公司。据知情人士介绍，目前已注册的正规网络公关公司应该超过1000家，而仅有一个网站或博客的作坊式公司则以万计，从业人员以数万计，临时雇佣的“水军”更无从估算。这就是滋生恶性网络营销的最肥沃的土壤。

　　乔新生建议，国家新闻管理机关应当对涉嫌犯罪的互联网络经营者采取强制措施，必要时可以关闭这些互联网络。“当前我国在互联网络监管方面出现严重的疏漏，政府部门应当痛下决心，彻底关闭一批非法的互联网络经营公司，绝对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经营互联网络的权利，帮助企业从事这种非法推广或者恶意诋毁他人的活动。”乔新生说。

　　一个集体崩溃行业的救赎

　　很多行业都曾出现恶性竞争，但是像中国乳业这样竞争如此激烈、手段如此露骨，事态暴露后又如此无耻的绝无仅有。

　　三聚氰胺事件是国内乳品行业无序竞争、业态混乱的一个典型和集中体现，几乎所有企业都名列含三聚氰胺的名录上，你以为这下乳业企业该彻底反省了吧，结果没有，紧接着就炮制了“早熟门”和“诽谤门”；你以为公安机关都证实你诽谤了，人也抓了，你该表示点悔意了吧，结果也没有，发表了致歉信，内容却是清洗自己和给对手泼脏水。

　　这是一个集体崩溃的行业，有的人将板子打在企业商业道德沦陷上，这并没有找到要害。乔新生指出，违反商业道德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于恶意诋毁他人商业信誉的行为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所以不要以为违反商业道德就与法律无关。

　　监管的虚设和惩罚的不力，这才是中国乳业集体崩溃的罪魁祸首。正如同三聚氰胺事件，多少企业牵扯其中，但是除了三鹿外，其他企业都安然无恙；当年的伊利“未晚”事件，公安机关既然已经立案追查，为何不了了之；直到今天蒙牛诽谤事件，人赃俱获，可是公安机关却又表现出冷处理的态度。

　　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乳品行业不堪的过去，还是企业间相互倾轧的现在，政府当局的一再纵容都难辞其咎。正如业内专家魏英杰所言，倘若三聚氰胺事件或任何产品质量事件都被一查到底，如果那些缺德企业一一受到严厉处罚，这些企业目前大概会更关注如何做好产品，挽回消费者的信心，而不太可能花大量人力物力在打压对手上。

　　当然不是说政府要担责，企业就可以脱责。一个健康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总是依赖大多数有商业道德企业的主动存在，而不是依赖法律的威慑和政府的监管。乔新生建议，中国应当尽快修改社团登记条例，允许企业成立行业工会，或者建立行业自律组织，通过互相监督提升我国市场竞争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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