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在湖南卫视的舞台上进行终极PK。这一晚，粉丝的激情和疯狂点燃了一个电视的狂欢夜，两亿观众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超级女声》总决赛。
从市场角度来说，另类选手的前景也不被看好。唱片公司金牌大风的CEO陈辉虹说：“对特别的选手，比如曾轶可，中国那么大的市场，某一时间是能够容纳的。但歌手能持续多久才比较重要，标新立异走极端的选手可能会经不起时间考验。”
王培杰则干脆用“病毒”来形容这些话题人物。他认为“伪娘”是异装癖的一种，不适宜在电视上宣传；而且这样的个性化选手，虽然对整个赛事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他们个人注定会成为炮灰，做不成真正的主角。“病毒是时刻扩散和传播的，但通过病毒来带动整个活动，是不符合当下环境的。伪娘会被封杀掉，就说明这条路走不通。”
包小柏曾因曾轶可在2009《快乐女声》中的去留被推上风口浪尖，他至今仍然认为，媒体的宣传要负责任，如果唱得好、付出辛苦不被新闻关注，相反，结婚、恋爱、整容、模仿得到最大关注，弄坏了大众口味，台上的选手就不需要真功夫了。“这样的节目是不够营养的，最多只能带来一时的满足感。有些(制作)单位挖了个好大的坑，让人觉得这舞台太容易了，其实真正厉害的人已经不参加这样的选秀了。音乐的价值被不断降低，(制作单位)只会制造更没有价值的东西。”
选手出路之痛
歌手梦不再能成真
选秀是个梦工场，给普通人提供一夜成名的机会，让以歌唱为梦想的人有了成为歌手的可能。但是，当这个梦工场不再能让美梦成真，吸引力也就跟着缩水了。
2004年，年仅14岁的张含韵获得第一届《超级女声》季军，一首《酸酸甜甜就是我》红遍大街小巷，风头甚至盖过冠军安又琪。那时的她对未来充满憧憬，做梦也想不到：短短几年时间，唱片业会不景气到唱片卖不动、发行公司倒闭。倾尽所有积蓄在北京买了一套房的她，渐渐感到了还贷的压力。终于，去年的一天，她所属的北京天中文化唱片公司不再做音乐了，作为歌手的张含韵，算是下岗了。
这对她来说仿佛当头一棒，“傻掉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人交谈、交流。我很不自信，在家里待了挺长时间。我不能再接着交(房屋)贷款，我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我这么年轻，天哪，事业就已经没有了……”出道以来，嗓音甜美、一直走可爱路线的她从没接受过专业歌唱辅导，没人系统地为她筹划过未来。她只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做公司安排好的事，现在突然没了公司，怎么办？近10个月的时间里，她整天呆在家里，不知该做什么；晚上整夜失眠，从风光到落寞的往事在脑海里纷乱游走，等她回过神来，窗外已大亮。她也是在这时开始发胖的，最胖时110斤，而高中参加选秀时她不过86斤。“我那时太小了，舞台把我的可爱放大挖掘了，私下里我不是每天都讲：啊，好可爱啊，好可爱啊。但表演时，我就只能是那个状态，这也是公司对我要求的一方面，我挺无奈的。天天唱我都快要唱吐了，可还要唱。”
但是，市场已经不给她再唱下去的机会了。
像张含韵这样———在选秀节目中成名、胜出，但之后无法在歌坛立足的选手大有人在。2006年江苏卫视《绝对唱响》三甲之一、2007年江苏卫视《名师高徒》全国总冠军邓宁，在比赛后的3年里，仅仅只签了经纪公司、发了一张专辑，不得不参加另一档选秀再谋出路。2008年，2006年《我型我秀》冠军王啸坤炮轰所属公司上腾娱乐对其不管不问，公司电话打不通，也不给艺人安排任何活动。2006年《我型我秀》“短信人气王”师洋一度是个明星人物，但跟上腾解约后再无声息，2010年参加《快乐男声》遭淘汰出局。2005年超女第五名纪敏佳沉寂4年才有机会出唱片，刘维、宋晓波这些当年风光一时的选秀选手，现在都前途不明，而更多的选秀选手甚至连发片机会都没有。这些选手故事的集体背景是：内地唱片业萎缩，造星机制初级，流行音乐产业链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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