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蜻蜓钱金波：关于中国制造的理想国

　　上篇 红蜻蜓1.0———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里的商业智慧

　　钱金波是何方神仙

　　1972年，钱金波8岁。家里编了一个箩筐，准备放到生产队里去挑番薯。钱金波提醒母亲，“箩筐应该写上名字，以免搞混了”。待到队里分东西时，有人大喊“钱金波是谁”，他美滋滋从人群中钻出来，大家都服了这个“钱家的孩子”。

　　事无两样心有别。几年后，“钱家的孩子”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他想像他的一个哥哥、五个姐姐那样打出一番自己的天地。此时的楠溪江也不再宁静：江那边，桥头镇有人做纽扣发了财，继而全镇开始做纽扣；江这边，去新疆做建筑工人的同乡也回来了。“都穿上了西服，还是后面开叉的”——任何时候，钱金波都对服装格外敏感。

　　1982年，18岁的钱金波终于“出道”，跟着五姐夫去武汉做木匠。1小时的渡船到温州，24个小时的轮船到上海，继而72个小时的轮船到武汉。他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离开家乡，漂洋过海；双重海水，催送轻舟；飞越千山，一路平安……”

　　如此煽情的句子确实出自钱金波。相比同时代出道的企业家，他身上确有一种偏文人的气质。这种气质在红蜻蜓的企业发展历史以及钱金波屡屡创新的营销口号中悄然展露。这是后话。

　　1995年，钱金波拿着多年商海打拼的积累，创办了一家制鞋厂——红蜻蜓。对于创业者而言，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堪称一段可遇不可求的燃情岁月，市场机遇面前胆气比技巧更重要。而钱金波除了胆气，更有鲜明个性。

　　比如他会跟追随者谈梦想。如果说谁今天再和员工谈梦想而自己却家底羞涩，那么他很有可能受到一番嘲讽。但彼时的钱金波非但和员工谈，和地方政府谈，甚至还跑到电视上广泛传播。

　　5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租来的，这在做生意讲排场的温州颇为少见。当时的温州企业基本都有自己的厂房，有的甚至还会搞个卡拉OK厅在里面。因为领导来了，先锋音响一开，“实力自然体现”。

　　1995～1999年期间，钱金波的战略思维重点是花在如何打响品牌上，并未花在温州人的“门面工程”——厂房规模上。直到1999年，红蜻蜓的生产基地才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厂房。

　　虽然硬件上赶不上当地的4300家同行，但其他方面钱金波却很快脱颖而出。比如品牌名，在一干乡土味浓郁的鞋业品牌中，钱金波高呼，“红蜻蜓是我儿时的玩伴，是注定和我一生相伴的梦想。”又如包装，人家的鞋盒成本不过六毛，他敢于用两块钱的盒子美其名曰礼品鞋，一块烫金的LOGO十足“洋派”，再来一句更加洋气的广告语，“从距离中寻求接近”。

　　而创办红蜻蜓当年，钱金波就开始和温州电视台合办了《红蜻蜓之旅》栏目，在电视上畅谈品牌梦想。电视广告同期启动。同年，他花了5000多元在温州瓯北最繁华的渡口竖了一块长十几米的广告牌，上书“蓝天白云，绿草成荫，美丽的红蜻蜓，带你回归大自然”。

　　这或许可以算作中国最早一批悬念广告了。但过往行人犯疑了，“红蜻蜓是干嘛的？哦，做鞋的。”“花钱做广告，怎么连个电话号码都不留？”“是啊，这老板太傻了！”

　　“太傻了”的红蜻蜓渐渐打开了知名度。东北经销商十万十万地抱着订金来订货，钱金波却不肯收。因为他生产不出来那么多货来，只能有一箱货发一箱货。经销商们白天躺在宾馆里，边嗑瓜子边听钱金波在电视上讲话，啧啧赞叹：这老板太有文化了，讲话有诗意！

　　1995年底，创办才9个月的红蜻蜓在租来的厂房里创造了3000万元的产值，上缴税金131万元，利润168万元。

　　一个针眼捅出的窟窿

　　创办红蜻蜓没多久，创始资金迅速换成了货品，下一步资金投入如何保障？这是钱金波需要面对的首要难题。他找到建行行长，有条不紊地陈述着红蜻蜓发展思路和广阔未来，行长虽意识到眼前这个年轻人确实与众不同，却始终未敢松口。

　　钱金波当然明白行长的为难，但对红蜻蜓的信心却从未缺失。一次会议间隙，钱金波逮住当地县长。“红蜻蜓厂房不大，却名声在外；企业规模不大，产品却供不应求。这样的企业政府不是应该多扶持么？永嘉的经济结构一定要多元才有更大发展。”有着复旦研究生学历的县长从未听过这样的论调，钱金波掷地有声地说:“我这是工棚里出名牌，虚拟经济！”

　　这确实是有趣的一幕。三十多年的改革史上，类似的求助往往构成一家民企的生死一刻。钱金波很幸运，县长最终同意协调银行向红蜻蜓提供贷款。而更多被“几斗米”憋死的无名“烈士”，却只能空空一声长叹。

　　而此时，温州非但拥有皮革、鞋帮、鞋跟、鞋扣一条龙的产业集群优势，“中国鞋都”的名望也让绝大多数鞋厂养成了“坐商”的习惯。鞋企们遵循全国百货会议订货模式，通过批发站和百货公司下订单，然后再组织全年生产，轻松稳定。企业成败有运气之说么？有，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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