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牌手表掌门倪海明：赢就等于活下来

上海牌手表曾经是一代人节衣缩食所追求的目标

　　　上海牌手表还在。而荣家来了又走了。

　　2003年底，一份合同摆在上海表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海明面前：现有股东摩士达钟表公司从66％的股权里转让35％给香港豪升融资公司董事局主席荣智丰，而管理团队维持33％股份不变。

　　合同需要翻上几页，但“荣智丰”这三个字已足以让人兴奋。她是荣氏家族第三代，中信泰富前主席荣智健的堂妹；她的丈夫成之德在香港管理多家上市公司，善于资本运作。这份合同意味着上海表业开始与资本进行合作，意味着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想象空间—虽然现在再没有人提起。但当时，成之德可以帮助上海表业上市融资是很多人的目标。上市，对于上海的改制国企来说算是最好的选择。

　　没有人还记得上海手表，大多数人以为它已经死了。的确，它几乎死过一次。

　　1998年，它是全国38家手表厂中毫不特殊的一家：库存积压、产品面临恶性竞价、曾经120元的手表卖十几元一只也未必有人领情。

　　当然，这是日本石英表冲击市场的结果，你也可以把它归咎为计划经济，没错。

　　倪海明在上海手表厂奄奄一息的时候被调任副厂长，与职工一起拿每月300元的工资。他面前是个烂摊子：工厂以替人加工计时器勉强获得收入、一堆银行债务、现金流为零，每月尚有在职和下岗的6800名员工眼巴巴等着拿工资和报销医药费。

　　辉煌过往此时一点也派不上用场。从1955年成立到1994年，上海手表共卖出1.2亿只手表，上缴税收超过52亿元，是年年获得表彰的模范单位。在最火的那几年，平均每四个佩戴手表的中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是戴的上海牌。

　　1999年，上海手表厂宣布破产，随后股份制改制，成为上海表业股份有限公司。倪海明的职位从副厂长变成了总经理。同时成立的还有新世纪表业有限公司，负责处理库存、退休职工医保等留守事宜，归摩士达管理。

它需要一个职工三至四个月的正常收入

　　倪海明早年当过兵，自打进入上海手表厂起就带着强烈的责任感。在上海手表最困窘的时候，他也未想过另寻门路，而是去市场上寻找机会，“几代人打出来的东西不能在我手里毁了。”他必须要找到方法先让上海表业在职的1000多个人有饭吃，这些技术骨干兢兢业业工作了20多年，也是倪海明眼中上海表业的最大资产。

　　“我总是觉得，越是一片黑暗的时候越是能产生机会。”倪海明说，“我们有技术，有设备，只要找到突破口就赢了。”在倪海明的语境里，赢就等于活下来。

　　技术力量是给倪海明安全感的最重要因素，他没有什么别的资源可以让这家企业起死回生。但在手表这个以做工精细取胜的行业，机芯创新能力并不能构成竞争壁垒。

　　在香港每天与瑞士名表打交道的荣智丰自始自终都很清楚，“上海牌”这三个字才是价值所在。

　　“荣小姐入股上海表业的时候就是想要借用上海牌打入高端手表市场。”上海恒保钟表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圭中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上海恒保是荣智丰入股后和上海表业共同成立的，负责为上海表业加工工艺复杂的陀飞轮。

　　两年之后，上海手表终于再度成为话题中心。

　　2005年底，为了庆祝上海手表问世50周年，倪海明在人民广场举办了一次大型活动，推出50只闪闪发光的陀飞轮纪念金表，很快便被预定掉十几只。《上海手表也能卖世界名表价》，这是当时《解放日报》为之撰写的标题。

　　然后是2009年9月，一场名为“上海牌腕表展览会”的活动在香港中环举行。数位穿着黑色露肩小礼服的模特手戴价值10万元的陀飞轮金表缓缓迈步于全场。嘉宾们举着香槟，尝着鱼子酱。他们身边闪闪发亮的玻璃柜里还陈列着19款古董表，其中包括周恩来曾佩戴过的A581。

　　媒体大量跟进报道。发布的照片里，荣智丰穿着粉红色套裙，戴着陀飞轮金表，一边站着香港明星吕良伟，一边站着恒保总经理郑圭中。

　　在这之前，还有5款表盘背后印着金光闪闪“老乱”二字的上海牌手表摆进了上海新乐路和南京西路的潮店。在上海话里，“老乱”代表酷和特别厉害。

　　这个系列甚至赶上了当时的国货复兴热潮，“经典上海手表再设计”与海鸥洗发膏、美加净护手霜一起成了好几本时尚杂志的选题。

　　一切看起来很好，上海表业像一个重新引领潮流的成功企业，好像又找到了感觉。

　　倪海明不这么看。

　　他点头承认这些事“在品牌宣传上有些作用”，但语气里不但没有兴奋，还有些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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