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第九跳调查：陌生室友遭遇封闭自足体

　　编者按：

　　如果一个人连死都不怕，那还有什么更可怕的呢？一个自杀现象发展到了“九连跳”，就不能不说是个严重问题了。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去问那些已经跳下去的富士康员工，但我们可以向社会求解，向他们工作的企业求解，向和他们一样还在流水线上劳作的工友求解，向我们的产业发展模式求解，向我们的心灵求解……

　　他们的生命在瞬间结束了，但留给我们的反思远没有停止。在人口红利被过度透支利用、依赖低廉劳动力的发展模式已不可持续的今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和定位今后的发展模式。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选择发展模式所要倚重的价值标准：是以利益为核心，还是以人的价值为导向？是在致力于为众多外来投资者创造巨额利润，还是在为中国探索一条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富士康“第九跳”调查：陌生的室友

　　文/李娟

　　5月15日下午，深圳富士康福华宿舍楼下，一场类似“快男超女”的卡拉OK海选正在进行，很多二十出头的男女围在一起观看，不少表情略带羞涩的工人在很多人面前大声唱着歌。

　　这里丝毫没有惨剧的印象。此前一天，5月14日，一名姓梁的员工从宿舍7楼楼顶坠地身亡，成为这家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今年以来的“第九跳”。“第八跳”发生在三天之前。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福华宿舍“第九跳”的事发现场看到，从一楼和七楼顶楼的情况来看，现场已经被打扫干净，没有找到任何血迹。记者来到该幢宿舍的七楼楼顶，进入天台之前，有一块警示牌：“天台禁区、楼高危险、请勿进入”。在七楼楼顶平台周围，有一米多高的栏杆，必须翻越栏杆才能跳下去。

　　死者姓梁，所住房间内共有八人，这名安徽籍男子是在去年11月进入富士康从事一线工作的，但宿舍的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

　　从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九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来看，这些当事人出生在1986年~1992年，也就是在18岁~24岁之间，入职时间不到一年。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使得这里的沟通与交流变得机械化。

　　记者注意到，在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交流大会上，有一个游戏遭遇到了尴尬：如果能说全一个宿舍的舍友名字的，可以拿到奖金，但游戏中迟迟都凑不齐三个人来参与这个游戏。此前，富士康工会在开展心理辅导讲座时，曾做过类似的举动，要求有工人能说全自己室友的名字，便奖励1000元，同样，绝大部分人答不出来。

　　一位接受记者采访的富士康员工说，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

　　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富士康集团媒体办主任刘坤表示，富士康集团正在改善和检讨自身管理，同时也正在做很多工作，帮助员工稳定情绪。

　　然而，这样的表态，与前几跳发生后并无不同。

　　直到现在，深圳市有关部门和深圳市总工会并未就富士康的“第九跳”发出声音。昨天，《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未能联系到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和总工会的相关人士。与此同时，全国总工会亦尚未就此事及富士康频繁发生跳楼的事件发表声明。昨天本报记者联系到全总相关部门负责人，但并未得到正面回应。

　　富士康科技集团工会副主席陈宏方曾告诉媒体，在“第六跳”发生后第二天，深圳市总工会便到富士康调查。4月13日下午，深圳市总工会公布富士康近期多名员工坠楼事件的调查结果。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称：富士康在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希望企业吸取教训，建立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不过，这份调查报告并未向社会公开。目前也无法知晓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已在针对此后的跳楼事件进行新的深入调查，同时也无法确认深圳市总工会是否对富士康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正意见。

　　富士康方面也承认，面对近40万的员工，他们的干预措施有些杯水车薪。刘坤认为，跳楼这一社会现象更应该由专业的心理专家剖析。

　　然而单纯的心理学角度未必能有效诊断富士康的病根。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建议，不妨请政府职能部门、社会组织和企业组成一个调研组到富士康来进行一个课题调研，深入研究员工跳楼事件背后的经济和社会原因。从这个角度讲，富士康遇到的问题事实上具有普遍意义。(李娟)

　　“90后流水兵”何杨的富士康打工生活

　　文/李娟

　　湖北小伙子何杨(化名)是不折不扣的“90后”，今年1月26日在富士康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成为了PCEBG事业群做电脑板的包装和打螺丝的一名“流水兵”。他最近准备要搬家，从宿舍搬到外面和老乡一起去住。

　　他每天7点钟要起床，每个星期休息一天，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可以拿2000元左右，有时候多一点，有时候少一点。

　　最多的时候是今年春节过后第一个月，当时他刚刚进来，一个月只休息了一天，这个月拿到了2500元，高兴坏了。

　　和何杨一样，富士康大多数员工的工资都是来自底薪和加班费，底薪是以当地的最低工资为标准的，每月900元人民币。这刚好占到工资的一半左右，即使疯狂的加班，最多也不会超过3000元一个月。

　　何杨的梦想是回老家武汉开出租车或者自己做货运，他说离梦想的差距是5万元，但是来富士康四个月他几乎没存下什么钱，“一个月2000元工资可以花掉1900元。”听了这番话，坐在一旁的湖北老乡都夸张地笑了。

　　他们几乎有差不多的特征，头发染成夸张的颜色，然后发梢在烫染和定型水的共同作用下直指天空，“我们就是要打扮成‘非主流’的样子。”何杨的另外一个老乡，被他叫做“黄毛”的一个工人说，他穿着紧身的衣服和裤子，头发像极了“花儿乐队”的一个主唱。

　　“以前每天上网打游戏，然后和一些老乡吃饭，钱很快就不见了。”何杨有点懊恼地摸摸头发。

　　在富士康的工厂里，几乎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非主流”，他们构成了其中的一道风景线，在周末的时候穿着自己的衣服出门，男男女女都十分靓丽。

　　让何杨想搬离的一大原因是，这里被标准化的厂房，标准化的住宿，还有被标准化了的员工生活。

　　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包装、打螺丝，他们的半条生产线有40个人左右，这半条线归一个“线长”来管。“没意思，还是出去好玩一点。”“黄毛”对记者表示，他比何杨要大两岁，之前在东莞一家照相机工厂里做过，显得老成一些。

　　“以前每个月有3000多元。”他撇撇嘴，“真的是累死！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或者12点，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连花钱都没时间，三个月竟然存了一万块！”

　　在何杨入职富士康的第二天，他也来到了富士康。和其他工厂一样，这里也加班，每天差不多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在最近，刚刚把周末加班制度改了，每个礼拜可以休一天。

　　“有时候听他们说有人自杀，烦死了。”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但是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四个月里，他们宿舍搬走了一个工友，又来了两个新的工友。

　　何杨说更愿意去和外面的老乡住到一起，这样有点意思，不像现在，下了班好像累得就要洗澡睡觉一样。

　　下班就回宿舍睡觉，好像是很多工人的程序一样，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随后，在深圳的员工人数迅速达到40万人。这些人被招进来后，就被随机分配到宿舍中，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上岗。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从每一天的8点开始，这40万人启动程序，从宿舍到食堂到流水线，在各自的岗位上，按部就班地工作。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这些“工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这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台湾媒体报道，鸿海集团4月发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29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22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540万元)，合并毛利率达10.2%，创下该公司公布单季度合并财报以来的新高。

　　这组数据和何杨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2000元，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

　　一个来自重庆的工友任超告诉记者，他才来了一个月，他的一个老乡，赶到富士康的南门招聘处，“这里更稳定点吧？至少不会拖欠工资。”任超这样跟他老乡说。

　　任超的宿舍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两年，其他时间都不长。两年在这里被视为“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在富士康做测试的一个工友陈文斌说，他待了两年，是宿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每天都有人离职，也有更多的人进场，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他们谈不上任何关系。这个荣耀，创造了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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