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在历史星空的脸谱

　　施至诚，祖籍福建省晋江市，菲律宾SM集团董事局主席。公开资料显示，菲律宾SM集团起源于SHOEMART(又名鞋庄控股)，是全球第三、亚洲最大的大型商场开发营运集团，其经营范围包括摩尔购物中心开发管理、零售、娱乐、银行、房地产等多个领域，被誉为“亚洲百货之王”，在亚洲范围内享有“亚洲最佳管理公司”等众多光环。
 
　　1985年，施至诚在菲律宾兴建了第一家购物商城，目前在菲律宾已拥有26家SM大型购物商场；2005年11月，泉州晋江SM国际广场开幕，这是施至诚在中国内地投资的一大举措。据媒体报道，该集团计划在未来15年内在中国区域投资兴办15~25家大型SM城市广场。

　　成为历史遗迹的信局
 
　　在早年南洋和大陆的联系中，邮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最有名的当属漳州龙海的天一总局和泉州浮桥的王顺兴信局，前者在1928年倒闭，后者1935年也关门大吉。
 
　　循着文献上的记载，记者在鲤城区江南街道王宫社区王宫街来回多次，始终找不到关于邮局的痕迹，直到老年人协会的王卿南带路，才找到三处当年王顺兴信局的痕迹。一处是船楼，在老年人协会后面，有两层楼高，一楼的大部分房间租给外来工；一处是奇园，靠近江滨路，有三层楼高，样式颇为气派，尽管外观已显老旧、窗楞断裂不少；第三处在社区宫庙边上，仅剩下前半截，一楼小房，一半被推倒建起水泥钢筋楼房。
 
　　王卿南告诉记者，除了前几年申报文物保护单位闹腾过一阵，这个信局一直都很安静，村里人不知道这个信局也不奇怪。信局的第三代传人王德芳，已经78岁，他告诉记者，船楼是他父亲王为奇和伯父王为针一起建的，后来赚了钱又另外建了奇园。很多人误以为，船楼和奇园是王顺兴信局的主体，但王德芳告诉记者，社区宫庙边那处小破房才是真正的经营场所。在没有被拆毁之前，有两条大石凳，等邮件一到就在上面铺开，一些在运输过程中被撞变形的银条也拿来敲平整，形成了独特的“敲银声”，还有一些人收到那边寄过来的东西，然后卖钱，但这些已经消失70余年。
 
　　有据可查的是，《泉州市邮电志》载：“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泉州王世碑在新门外王宫村家中开设王顺兴信局。”观察王世碑创办信局的这段历史，跟当年美国西部淘金热当中在矿区开饭馆的创业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宫村一带侨居小吕宋（菲律宾）的人不少，因为当时没有侨批信局，华侨寄信寄款回家，一般是通过返乡的“水客”捎带。早年的王世碑，家无田地，以理发为生，19岁时到厦门谋发展，在一条往返厦门、小吕宋的大帆船上当船工，在载货、载人的过程中，王世碑获得往来侨客的好感，常代移民传递书信，信用好，华侨信任，求者甚众，他干脆辞去船工充任“水客”，后开办“王顺兴信局”。
 
　　实际上，王世碑并非开信局的第一人。据漳州邮政资料记载，早在1880年，郭有品就创办了漳州首家民间信局，主营马尼拉与闽南之间的华侨银信传递及汇兑业务；1892年（光绪十八年），他在祖籍地龙溪县流传社设立天一总局，在厦门、晋江和吕宋（今菲律宾）的马尼拉设立三个分局，主要依靠水路用船只传递信函和物品。当时，中国在南洋没有设立邮政及银行机构，天一总局就成为华侨与中国内地信函物品传递的主要流通渠道。
 
　　这也是福建省开办最早的民间邮局，在鼎盛时期有总分局32个，其中国内9个，国外23个；雇用职员556人，其中国内163人，国外393人；天一总局的创办和发展为当时国内和东南亚地区信函、物品及银款交流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成为重要的历史见证者。
 
　　后来，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导致许多侨民经济衰败，直接冲击天一总局的生意，天一总局于1928年被迫关闭；而在七年之后的1935年，多次受到警匪敲诈、抢劫，以及经济形势的影响，王顺兴信局也在历史上谢幕。
 
　　尽管信局的衰弱原因各异，但许多研究学者认为，国家邮政体系的成熟和银行业的发展，大大压缩了侨批信局的生存空间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泉州市区青龙巷，几座建于上世纪初期的小洋楼里，外表如故内里破败，84岁的老人李上海告诉记者，当初“番客”建楼房时，他才十几岁，常有从南洋那边寄东西过来，“后来有银行了，更方便，再后来住在这里的女人们都去了南洋。”

　　捐资办学的慈善脸谱
 
　　厦门大学的陈嘉庚铜像，已成来者必观的一道风景，许多地方都有陈嘉庚的纪念场所。这个当年喊出“变卖大厦，维持厦大”的闽南巨子，因对教育事业、国家建设的贡献和努力，获得了毛泽东的八字赞誉，也成了历史评价：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嘉庚，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人（现厦门市集美区），生于1874年，卒于1961年。作为一位华侨企业家，陈嘉庚以“毁家兴学”或“倾资兴学”的形象闪亮于世，他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实为罕见。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
 
　　自1904年独立创业，至1934年公司失败收盘，陈嘉庚30年商业历程经营所得利润累计1900万元，支出总计也1900万元，其中学校经费占42％（800万元），用于厦门大学达400万元，在厦门大学1921年开学之后，由他独立维持、支撑至1937年，共16年，最后无偿献给了政府；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3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在陈嘉庚将一手创办最后无力支撑的厦门大学献给政府50年后的1987年，一所私人捐资的大学系列工程在现今的泉州市洛江区马甲镇破土动工，是为私立仰恩大学。从创办至今，华侨吴庆星也因仰恩大学的一路走来被人所知晓。
 
　　仰恩大学创办人吴庆星，1935年生于缅甸一个普通的华侨家庭，后经商致富，在泰国、香港等地从事经营饲料和粮食生意，并在香港设立和昌集团，任董事会主席，2005年9月17日逝世。
 
　　仰恩大学公开资料介绍，从初创至今，仰恩大学的捐资公办时期为1988年至1994年，实际上是“私人出资建校，建成后交给政府，由政府办学”的一种办学模式。从最初的“华侨大学仰恩学院”，到1992年建立仰恩大学，“由吴庆星先生捐资兴建，国家办学，福建省人民政府领导”。仰恩大学的独资私办时期，始于1994年7月，更名“私立仰恩大学”，福建省政府把吴先生捐赠的校产全部归还给仰恩基金会，目标是把仰恩大学办成一所作为国家教育改革试点的私立大学。
 
　　同一时期被人关注的另一个侨领，是祖籍晋江的陈祖昌，同样是生于1935年。1951年，17岁的陈祖昌随父母到菲律宾之后，在父亲的汽配厂打工，1961年，他用打杂的工资和分红创设了一间铁罐厂，开始了自主创业。此后，他相继创办了纸箱厂、塑料厂、印务厂、发电厂等，并开展银行业务。目前，陈祖昌的投资和经营领域涵盖了电力、金融、房地产、包装、印刷、植物油等，构建了一个成功的商业帝国，人称“纸王”。
 
　　从1986年在家乡捐建第一所幼儿园起，二十多年来，仅在晋江市，陈祖昌先生捐建捐赠的公益事业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从教育、卫生、文化、体育、道路、机场到慈善扶贫，总金额达3012万元人民币；加上在福建省内其他地区和中国内地其他省份的捐献，总金额高达5129万元。
 
　　查阅档案和报章，不难发现，事业有成的华侨对家乡的建设总是满腔热情，其中夹杂着乡情和对祖国的热爱。陈嘉庚在自己的公司倒闭之后，借助名望，组织社团，号召许多华侨为新中国建设捐资出力；吴庆星所办的“仰恩大学”，刚好和父母（吴善仰、杜恩）名字的尾字相符，在民办教育领域异军突起；陈祖昌在各种公开场合谈及二十多年来的慈善义举，他说目的很明确：“我之所以说了这么多我曾经为家乡做过的事情，就是希望更多的乡亲回来，对家乡多多支持。”在这些华侨的背后，是许多不具名的同胞。

　　而受助方对这些华侨义举的纪念，立碑、塑像是常见方式。今年8月4日，晋江市政府颁给陈祖昌“晋江市捐赠公益事业功勋奖”，还在祖昌体育馆前为他立永久纪念石碑。

http://cn.ppzw.com/article_search.html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