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房落户后,城市是否有此承载力?
北大教授王锡锌与吴健瓴的观点针锋相对,事实上,关于户籍改革的争议这些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很多城市都采取了把落户与购房挂钩的办法,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城市除了要付出一批户口本之外,还必须要同时承担其他的一些代价,比如说随着外地人口的迁入,这些城市在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等方面的负担也随之加重。
那么对成都来说,又是否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呢?
何荣在成都市教育局工作了十多年,他告诉记者,户籍改革后,外地学生数量迅速增长。
记者:“每年新增的外来人口有多少?”
成都市教育局普教一处处长何荣:“每年将近一万,就是将近8%,近三年按照这个比例增长,08年已经达到15.7了,成都市外来人口子女入学人数。”
何荣告诉记者,户籍改革以来,外来子女每年以1万多人的速度在增加,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区,目前中心城区外来人口子女占学生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0%。
记者:“每年增加多少是你们的承受极限?”
何荣:“如果1,2万的增长的话学位压力就很大。”
何荣告诉记者,现在成都还可以通过以前的规划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但是如果外来学生持续增加,教育质量就会大打折扣。
何荣:“要不就是大班,一个班50人变成60人,70人,这个也可以,但是教育质量和发展水平就会受到影响。”
事实上,人口增加带来的不仅是教育问题,城市的医疗,社保,就业都会因此面临挑战,上世纪90年代北京,上海,广东的珠海,从化等城市都采用过购房落户的政策,但是在随后的几年中这些城市相继取消了这一政策,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人口的增长超过了城市的承载能力。
记者:“一座城市就像一艘船,有它的承载能力,能力范围之内,人们可以品茶聊天,只有往来,孩子有书读,大人有工作,老人有医疗,但是如果超过了船的承载能力,这艘船就会失去平衡,甚至面临危机,成都现在已经是拥有1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那么它还能容纳多少人在这艘船上自由地生活呢?”
吴健瓴一直参与成都政府城乡统筹政策制定,对于成都市的人口承载能力,他有着自己的判断。
成都大学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健瓴:“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统筹城乡,实际上最核心的点没有抓住,最核心的点是农村的土地资源向城市流动,把这个路径打开了,城市实际上真正需要的东西,说半天承载能力,土地是最大承载能力,有土地,就有工商业,就有发展。”
吴健瓴认为,成都周边农村建设用地非常丰富,完全可以向城市流动,这样一方面促进了农村人口城市化,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城市承载能力。
吴健瓴:“在沿海地区我知道工业化覆盖一切,抢得快,不要说建设用地,耕地都占了多少,这背后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这样一来觉得发展空间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展空间有多大?不停也得听,成都发展空间还很大。”
记者:“有足够的空间就意味着有足够的能力吗?”
吴健瓴:“那当然呀,足够的空间就有足够的能力,人靠空间活着,我觉得它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他没有发展空间他哪里来的承载能力呢?这不是充分条件,是一个必要条件。”
吴健瓴认为,土地资源的丰富让成都市有条件增加自己的城市承载能力,从而吸纳更多的人口,但是承载能力的增长能追赶上户籍改革所带来的人口增长速度吗?
记者:“我几年前来过成都,但是我这几天的感受人口越来越多,城市的交通越来越堵,有人调侃说,如果一天不堵车,生活就会很空虚,您觉得这是不是成都的社会承载能力出了问题?”
吴健瓴:“这个完全可能,不可能完全同步呀,咱们这里所有的规划,政府的管理人,规划人员建设设人员不可能是神仙,像我们成都是三环路就是,三环路修完后,半年之内说浪费了,没人跑,结果一年以后就开始占满了,现在开始堵车,这种发展速度,我想我们很多人很难预测,既然预测不到,你就很难做到同步发展。”
记者:“那成都会不会有一天因为人口增长过快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而取消购房落户?”
吴健瓴:“我既不能说会,也不能说不会,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很难做判断,我觉得户籍改革应该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一向持这种观点,这种在系统改革当中风险最小。”
记者:“那如果河水太深的话,迈不过去怎么办?”
吴健瓴:“我觉得中国户籍改革实际上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话就是你公共财政的阳光应该普照农村,你公共财政真到了农村的时候,也许户籍就真的不重要了。”
冯秀兰到成都已经9年了,这是她第一次来到这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四川最古老的公园,尽管一直向往城市生活,但是冯秀兰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外乡人,她希望这次买了房,有了成都户口,她真的可以把成都当作自己永远的家。
冯秀兰:“我将来老了的时候能像他们这样,好幸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