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女鞋打响女鞋市场保卫战

    “中国制造”的危机在成都女鞋行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伟恒鞋业的老板跑了！”2008年6月25日一大早，成都瑞丰皮鞋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开茂便从几个同行口中听到了这个消息。

    “老板半夜把厂里值钱的东西都搬走了，工人早上来上班，发现工厂已经成了空架子。”李开茂回忆当时看到的情景。从工人手里，他还看到伟恒老板留下的一封亲笔忏悔信：“我对不起你们，希望你们原谅，把厂里剩下的东西卖了，算是大家的工资……”

    作为同行，李开茂绝对相信，伟恒老板的的忏悔是真诚的。同样的案例，几个月来在成都女鞋制造行业不断发生。从3月份业内知名的“瑞百丽”老板失踪开始，身边消失的鞋厂老板越来越多。没有人愿意被几百号人骂上一辈子，只是，相比倾家荡产、血本无归的下场，挨骂已经是太温和的结局。

    这一次，李开茂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伟恒鞋业和他的瑞丰皮鞋有限公司，定位差不多，产品差不多，销路差不多，唇亡齿寒，谁能保证伟恒不是瑞丰的样本？

    回到办公室，李开茂决心一定要为企业寻找到一条突围之路。事实上，有这种想法的鞋厂老板绝非他一人。面对行业危机，一场成都女鞋保卫战，正在业内悄然打响。

    发不出的样品

    在淘宝网的女鞋卖家中，成都卖家绝对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他们出售的女鞋，款式不是最时尚的，却也紧跟流行风向；价格不是最低的，却也在同类产品中颇具竞争力。较高的性价比，一直是成都女鞋在行业中得以立足的根本。

    零售市场是整个行业特色最直观的反映。“成都的制鞋行业中，98%的企业生产的是女鞋。”李开茂说，“成都作为一个西部内陆城市，之所以能与温州、广州并列成为全国三大女鞋生产基地，根本原因在于找到了市场的空隙。温州女鞋的优势在于产量大，价格低，走大众化路线；广州女鞋则一直在款式上走在时尚尖端；而成都女鞋就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生存空间，产品开发快，取大众化偏时尚的定位，以性价比来取胜。”

    自从1992年进入女鞋制造行业以来，李开茂见证了成都女鞋行业发展的每一步，他的瑞丰皮鞋有限公司，足以成为成都女鞋企业发展的样本。

    办厂之初，与当时成都很多鞋厂一样，瑞丰皮鞋有限公司走的是内销路线，随着市场的变化，从2003年起，开始逐步转移到贴牌与外销的方向上来，产品主要销往俄罗斯，还有少部分销往欧洲市场。北京、新疆、绥芬河三地的外贸市场是李开茂这些成都女鞋制造商的主要客户来源，他们大多在市场上设有档口，国外客户在档口上完成看样、订货、下单的过程。

    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来，李开茂却发现，以前热闹的档口变得冷清下来。由于北京奥运会即将开幕，外商入境变得格外困难，货样发到外贸市场的档口上，外商却进不来，看不到。李开茂心急如焚，却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他也曾尝试过其他销售方式，如用电子邮件向客户发送产品图片，若客户有意向，再发实物样品。然而这种尝试在效率和数量上都是有限的，毕竟不可能每出一种款式就向客户发一次样品，且出于交易安全的考虑，这种交易方式只能有选择性地针对关系较好的长期客户。

    “进入2008年下半年，以边境贸易为主的企业日子都相当难过。”每年的七、八、九月份，本是成都女鞋行业的生产旺季，然而李开茂说，眼看旺季到来，成都70%~80%的女鞋企业却处于半停产状态。

    李开茂为自己感到庆幸，上半年他做成了几笔大单，有了几个稳定的合作客户，因此日子在同行中还算比较好过。与找不到客户的同行相比，他更为担心的则是利润的惊人流失。

    事实上，供销的脱节，只是引爆成都女鞋行业危机的导火索，整个行业的生存困境，早在2007年初便开始出现。

    利润消失在哪里

    销售额-成本=利润。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计算公式。

    然而从2007年初开始，李开茂便发现，这个公式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在发生着令人恐惧的变化。

    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首当其冲。物价的上涨很快作用在瑞丰这个小厂的生产上。2007年9月，正是生产皮靴的旺季，李开茂厂里的工人却集体闹起了罢工。“猪肉都涨价了，不涨工资，连猪肉也买不起！”工人们堵在李开茂办公室门口，大声叫喊。为了手中的订单，李开茂只有忍气吞声满足他们的要求。“现在厂里一对夫妻月收入一般在4000~5000元，技术含量高的可以拿到七八千元！”

    工资涨上去了，可是人工成本的增加远没有结束。2008年1月1日，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给瑞丰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企业每月用来给每个工人购买社会养老保险的资金便达二三百元。鞋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我们有三百多名工人，一个月增加的支出就是10万元。”

    四川鞋业商会常务副秘书长马运涛认为，成都鞋业今年平均劳资成本每位职工同比增加了3000~5000元，最高的一家成长型企业达近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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