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利润，鞋都东莞面临转型突围

    国信鞋业的员工们深知自己厂子的经营状况。

    成立于1985年的国信鞋业有限公司,是东莞第一批港资企业。和零起点的珠三角经济奇迹一样,国信鞋业一开始也只是10多个人的小作坊。到2000年至2003年期间,这个小作坊已经成为东莞拖鞋业的老大,员工一度达到2200多人。其产品在美国、日本、南非等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相当高。

    但这两年,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原材料成本的上涨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鞋厂远不如前两年红火。

    “2007年,国信鞋业是亏本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国信鞋业中高层管理者对记者说,“跟去年相比,光鞋底的成本就涨了一倍多!”而4月21日的裁员通知,涉及这个老鞋厂的过半员工,900多名打工者被裁员400多名,自动离职的100多名。剩下的员工中,80%是工作年限已经超过10年的老员工,平均年龄36岁,最大的已经接近50岁,最小的29岁。

    5月24日,记者得知,工龄三年以下的员工也已被国信鞋厂裁完,目前鞋厂只剩下一批工龄十年的老员工了。

    所有这一切,都让国信鞋业的员工们备感焦虑。他们迫不及待地想得到一个结果:倒闭赔偿,或者继续工作。

    “能给我六个月的工资作为补偿,我就知足了。”龚元文对开工并不抱什么希望。“星期六、星期天不上班,晚上也不加班,这工做着还有什么意思!”已经40多岁的潘军(化名)则表达出想继续工作的愿望。但他们始终没能得到厂方的解释。

    进入6月,员工们的担心终成现实。14日,国信鞋业断了200多名“老员工”的伙食;16日,国信提出每位员工补偿三个月工资,大多数员工都按要求签了名;17日,国信以签名数不满90%为由表示不再赔偿;18日,100多名“老员工”表示抗议,聚集在老板林景浩在塘厦镇的另一家工厂—— 国信塑胶厂门口,随后,东莞塘厦镇政府信访办提出,国信老板已经找寻不到,由国信鞋业所在的工业园赔偿员工当月工资,遣返这些“老员工”。

    据了解,林景浩可能已回香港,其子在东莞大朗所开的鞋厂,因法人不同,不涉及此次纠纷。截至发稿时,上述100多名“老员工”仍在国信塑胶厂等待交涉。

    十年谢幕

    遭遇“裁员风波”的远远不止国信鞋业一家。

    “纠纷太多,我都记不起多少次了。每天都有,有的时候一天好几起!”东莞市塘厦镇治安联防队员汪东生(化名)深有体会,因为每次出现纠纷,他们都得赶去现场维持秩序。“原来没那么多!从2007年年底以来,就开始多起来,大部分是因为厂子要裁掉老员工,在赔偿问题上没弄好引起的。”

    “2008年第一季度,劳动仲裁同比增长了4.5倍。”东莞市劳动局劳动关系科副科长吴德阳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其实每年都在增加,但今年第一季度确实增加得比较厉害。原因有三:一是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二是仲裁不收费,三是企业存活困难。”

    “天天看报纸上这里裁员那里纠纷,没想到会落到自己头上。”程军闷闷地说,“我已经闲了20多天。”

    程军不是农民,是重庆江津区的城市户籍人口,1997年下岗之后来到国信鞋业打工,至今已有11年工龄。4月21日的“裁员通知”上有他的名字,工友们跟他开玩笑说:“程军这是第二次下岗!”

    “我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中,一个上小学,你说我怎么办?”程军为此头发白了不少,老婆何四嫒又给他染黑了,为的是“显得年轻些,好找工作”。

    5月20日,程军离开了东莞,赶回重庆照顾地震中受灾的60多岁的父母,并打算在重庆打工。

    “离开”的故事正在东莞不断上演,其中一桩来自某染厂的染色高级师傅老刘。老刘是四川达县人,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读不起书,还未成年的老刘和村里的“年轻劳动力”一起来到南方。但当时南方的工作机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多,老刘和找不到工作的“盲流大军”一道,在天桥底下过夜,躲避查暂住证的治安队员,睡乱坟岗子……靠着在工厂做工的老乡的救济度日,直到再也无法保证每天能吃一个馒头。他们中有的人开始偷窃和抢劫,挨了两天饿的老刘,则幸运地被一家作坊式的染厂录用了。

    从那家染厂做起,老刘渐渐成为一名染色高级师傅。但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以出口加工为基础的珠三角服装企业受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等因素的影响,一家接一家地关门大吉。服装厂的倒闭,直接断了染厂的货源,而且一些已经“跑路”的服装厂老板还欠着染厂的加工费。

    2008年3月,染厂倒闭了,老刘消失了。

    “找不到人了,听说是回家了。打工的都是这样,厂子没了,人也就没了。”故事的讲述者周兰亭说。

    再次起步的彷徨

    “我们知道自己是过客,迟早得离开,但没想到这么快!”龚元文原本的计划是,再干个三五年,积蓄些资本,回老家开个木材厂。

    似乎没人想回到农村再以种地为生。但重新找工作,对于这批“老外来工”来说,其困难程度会超出想象。

    席居花,36岁,四川人,在国信鞋业工作九年,4月21日被裁。其十岁的孩子在老家上学,丈夫在另一家工厂做工。失去工作的席居花每天都会出去找工作。十几天过去了,应聘了20多家厂子,没有一家愿意接受她。原因很简单:国信鞋业是做拖鞋的,其他传统制造业,比如一般鞋厂、制衣厂等都觉得她的“技能不合适”;而电子厂等用工巨大的企业,由于零件细小,操作精微,大都只招收25岁以下的年轻人。

    “有没有想过去昆山、苏州等地看看呢?”“怎么去啊!以前是20多岁,现在40岁了!”面对记者的提问,潘军脸涨得通红。

    潘军他们这批人,刚来东莞国信鞋业打工的时候大都是20出头,最小的彭金双当时只有17岁。他们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十多年,结成了五六十对夫妻,孩子大都在附近的私立学校上小学。今年已经29岁的彭金双已怀孕7个多月,她和老公就是从同事发展为夫妻的典型。现年28岁的陈月建与他50多岁的母亲一起在这个厂子打工也有十年了,如今母子俩都被裁退。

    “就是我们这些人,看着这个小作坊发展起来的。”湖南人邓春华是大家的“大姐”,“我们每个月要做200多万对鞋子,加班到晚上11点算是少的。1996年到1999年那一段,每天都是7点上班,晚上12点半或者1点多才交班,工资只有六七百元。淡季的时候,200元每月都拿过。我们从来都不知道底薪是什么。直到2006年,我们中的一部分人才有了690元的保底。”

    据广东智通人才的蔡小梅介绍,东莞目前外来工的工资大都在1200元到1500元之间。对于这个劳动力市场行情,邓春华回答说:“我们的工资补贴加班费全加起来,现在有拿到1500元的。像龚元文这样的中层,可以拿到2000元了。但这个数目,我们才拿了五个月,这就让我们卷铺盖走人了?”

    这些“城市过客”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弱势地位,但没有人甘心一无所获地打道回府。

    “这就是政策法规考虑不周详的地方。东莞乃至整个珠三角的工厂大都是中小厂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几千万的退偿金,而这只能形成更大的冲突。”曾任东莞市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对记者说,“人是越老越好,我们希望善待劳工,但政策法规一刀切下去,溯及以往,这就成了没办法的事情了。”

    告别东莞的劳工

    东莞有多少外来工?有人说800多万,有人说早已超过1000万,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东莞到底有多少“打工十年”的外来工?就更加是一个未知的答案了。毕竟,无数的农村青年,都曾把“去东莞打工”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如今的东莞已不同以往。4月9日《东莞时报》的《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走的可能是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

    “东莞现在有外来人口800多万,至少有400多万居住在旧村、旧厂。”东莞市长李毓全对媒体说,很多旧村条件差,有安全、治安隐患,“我们可以通过旧厂、旧村的改造,实现东莞人口数量的减少。”

    东莞在转型,珠三角在升级。离开,成为东莞第一代外来劳工的宿命。

    在研究劳动力状况的学者看来,珠三角大量的劳动力是没有一技之长的、缺乏竞争力的普通劳动者。改革开放之初,他们奔赴这里为了养家糊口辛勤劳作,现在好不容易有点社会保障,他们又被淘汰了。以往的打工经历没能给他们积累下资本,他们重新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的乡村,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者来说,还是一个难以回头的地方。虽然没有了农业税,但农村仍然是人多地少、收入微薄。相对来说,收入更高、机会更多的城市无疑更具吸引力。早在2007年就有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村庄能够外出打工的青年劳动力都已经出去了。中国的城市化还在继续,经济还在增长,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在持续。这也是前一段东莞童工事件中被解救童工拒绝返乡的一个背景。

    随着年龄的增大,老一代农民工眼看着就到了“既不能靠智力吃饭,也不能单靠体力吃饭”的阶段。但东莞第一代外来工们还不到这个岁数,城市化进程还在大量需要简单劳动力。内地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会给他们更多的就业机会。就像回到老家重庆打工的程军,未尝没有希望。建筑工地,餐厅饭馆……那些没有任何门槛的就业岗位,还可以吸纳他们。

    “再过几年,人老了,就回家养老,靠儿子养着了!”30岁出头的龚元文拍了拍年仅7岁的儿子龚红伟的屁股,笑了起来。

　　“企业倒闭潮”真相

　　 要走也是一百家一起走

    “2007年底,虎门一个镇就走了200家企业。今年比去年更严重!”东莞市虎门镇政府宣传科教办公室主任李世贤说。

　　2008年一季度,虎门镇企业倒闭现象比2007年底有过之而无不及,虎门外来劳工大批撤离,劳动仲裁一起接一起。镇村两级一季度外来工遣散费就花了2000多万元。

    “不走的厂子也成了空壳,平常一千多号人的工厂现在只剩下十几个人。可以说,加工业正在离开虎门。”李世贤对此无比忧心。东莞市虎门镇以服装产业而知名于天下,有外资企业1400多家。

    倒闭的骨牌效应

    走在东莞凤岗镇工业区附近的街上,许多随着工厂和民工的离去而失去了消费者的店铺,早已开始一批批地倒闭。随处可见紧闭的铁闸门上方挂着招租的广告牌。“老板走了,工厂倒了,人都空了。”一家餐馆的老板说。虽是就餐时间,他的餐馆里面却没有一个客人。

    企业倒闭的阴影笼罩着东莞。

    实际上,2008年以来,工厂的倒闭和迁移几呈加速趋势。伴随着这一过程的,是此起彼伏的“裁员浪潮”。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也显示,珠三角20%的受访港商计划关闭工厂或放弃生产业务,据此可推算出珠三角有数以千计的港资企业将会倒闭。

    瑞士信贷首席经济学家陶冬认为，未来三年内广东地区或许将有三分之一的出口型企业面临关闭的命运。

    东莞更多的企业都在紧锣密鼓地考察调研,准备着下一步的打算。内地、越南、马来……都在他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人无国界,加工制造业的特征就是“水往低处流”。

    “搬家很麻烦,但没有饭吃,就只能走了。”东莞市台商协会东城分会前会长叶久十考察了不少地方,但还没有哪个地方能让他满意。邻近的越南只有8600多万人口,开发几年之后就会饱和。内陆省份的人口结构也令人担忧,再加上运输成本的增加,“不少地方连国际机场都没有”,这让内地不少地方的招商成功率难站高位。

    据台商蔡炎龙介绍,目前广东北部、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西等地,都在离东莞车程五六小时之内,这是台商考察后的迁移首选地区。目前已有部分厂家搬迁到这些地方进行生产加工。

    打算归打算,但没有谁愿意走。台商子弟学校关于“对珠三角投资环境的改变,到底留还是走?”的调查结果显示:只有5%的台商表示准备撤离;20%的台商表示不会受到影响;剩下75%的台商表示受到影响,但正努力克服,不会轻易离开。

    台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它们在东莞已形成紧密的产业集群,一家企业想要撤离很难不顾及其配套产业的状况。“要走我们也是一百家一起走。”叶久十透露说这是台商协会给他们的撤离意见。

    但走或者留,不是一个人说说就能算的。要留就要看你有没有办法撑下去了。

    谁能掌握定价权

    每年7月份,珠三角不少鞋企都会去参加美国加斯维加斯州鞋展会,并接受订单。

    “我们今年的报价会高一些,需要考虑到成本上涨和汇率的因素。”国信鞋业的一名主管对记者说,这是珠三角企业共同的希望。

    但希望总是不太容易实现,提价面临着失去客户的危险。早在2008年初,东莞凤岗镇联泰控股有限公司就因客人不同意涨价而不得不放弃部分客户资源。

    “美欧等海外采购商并不接受成本上涨以后的新报价。”东莞当地业内人士称,目前,美欧进口商在价格上非常敏感,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采购从紧策略。

    无法提价致使企业只能压减自身的利润空间,不过现实的情况却是,整个制鞋业的平均纯利润水平不过3%~8%。不能提价的前提下,再接订单便意味着亏损。

    在争取提价的过程中,珠三角的企业正在面临一张越来越紧的网。“国际环境的不景气,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人民币升值”,被称为勒住珠三角企业咽喉的四条经济绳索。

    美国是东莞最大的出口地。每年东莞有170亿美元的商品直接出口美国,130亿美元商品通过香港转销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越来越糟糕,全球经济减缓,这对主要以出口欧美为主的珠三角企业来说,难免会严重缺氧。订单减少是最近东莞出口企业遇到的普遍难题。

    人民币升值也成为一个影响因素。不少接了订单的工厂,会忽然发现自己按照当时汇率计算出的利润,竟然被人民币升值蒸发得一干二净,甚至于亏本。国内原材料价格和人力成本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陡涨之势。

    “从根本上说,东莞出口外销型企业遇到的最核心问题是需求下降与竞争加剧的矛盾,即全球需求量大幅下滑,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引发了经济衰退;同时,东南亚等新兴国家制造业飞速发展,与‘东莞制造’形成竞争,而‘东莞制造’却因为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致成本大幅上升,竞争优势削弱。”曾任东莞台商协会会长的叶宏灯如此分析“东莞制造”腹背受敌的处境。
   “劳动司法黄牛”

    职高毕业的余红斌1996年来到东莞,在一家五金家具港资企业打工,目前月薪2000元。但他认为,这样的薪资待遇低了,以他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拿到3000元每月。而余红斌一直在寻找这样的机会,他每个周末都会去一些招聘会碰碰运气。

    相对来讲,招工企业早已全然放下曾经高高在上的身段。东莞大部分企业的普通工人,月薪已提到每月1500元左右。但即使这样,也仍然无法降低工人的流动性。

    提高薪资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现在最头疼的问题是劳工的意识形态变了,他们的劳动议价能力增强了,但很不规范,动不动就把工厂围起来。”一位企业主无可奈何地说，“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一个适应期,企业需要,工人也需要!”

    “现在有几个工人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几乎没有!现在跟工作十年以上的工人续签合同,每个人都要补偿金!而早些年没有规定的加班费,现在工人也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补偿。”他说。

    相关法律法规对企业到底有什么影响,在社会各界引起了争论。

    “据我所知,大多数小厂都没照办,都还在观望。”在相关法律法规实施之初,在珠三角从事外贸加工制造业近20年的赵新春,道出了他所掌握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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