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吉尔达发起并承办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信用经济与温州民营企业发展研讨会”,余进华再次成为中央电视台等众多国家级媒体聚焦的新闻人物。面对亿万观众,他坦陈心迹,公开承诺:凭良心诚信经营做生意,并向鞋业同行积极倡导“信用经济”,以吉尔达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自觉接受全国消费者的监督,带头牢牢构筑温州鞋业在国人心目中的信誉长城。
国际行走
现在的余进华,许多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对他来说,出国就像探亲一样正常和随意。地球在他的脚下似乎变得越来越小,他的足迹,已经遍布美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
余进华接到第一个国外订单是1995年。“当时我们只知道那边(俄罗斯)市场很火,但具体怎么样并不清楚。”而俄罗斯商人知道温州鞋价廉物美,但并不知道那个小城在什么地方,只能在边境或者北京(雅宝路等市场)购买。每年,吉尔达通过中间商的交易量有四五千万元人民币。
几年后,中间商与制造商们的矛盾开始加剧。中间商不断压低价格,而且货款不能及时到位。1997年,不能忍受继续被牵着鼻子的余进华与中间商决裂,代价是损失五百万元人民币。他将加工好的鞋运到北京雅宝路和乌鲁木齐,开始了自己的国际行走。
近年来,余进华干脆把目光直接瞄准了欧洲鞋业市场的制高点,在素有“世界鞋都”之称的意大利,开设了一大批吉尔达专卖店,向世界顶级品牌发起冲击。
现在的吉尔达,年外贸销售额达数亿元,占全公司经营总额的比例,已由几年前的百分之几,猛增到60%—70%,增长势头十分强劲。
国内外营销并驾齐驱的良好经营格局,使吉尔达在“中国鞋都”独树一帜,独领风骚,更使抵御市场风浪的能力大大增强。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非典”横行期间,温州鞋企普遍面临重大的困难考验。不少同行由于依靠订单生产,市场经营渠道单一,停产放假,而吉尔达却东边不亮西边亮,生产始终红红火火,产品供不应求,创出了历史新高。
皮鞋寿
吉尔达总经理余进华的父亲余阿寿,是当年为规范温州鞋业而成立的行业商会的首任会长。
余阿寿的母亲在抗战时逃乱到乡下得病去世了,父亲因刺激患了大病,两个哥哥去学生意自谋生路,弟妹以百来斤谷换给人家。余阿寿从八岁开始就像一个流浪儿,十岁就去卖糖果、卖水果、卖柴禾、卖草药、卖草纸。后来给鞋师傅当学徒。
温州解放时,他借亲戚的一角店铺摆起了鞋摊。1958年他招工进了东方红鞋厂,当了一名正式工人。过了几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欠了厂里70元钱,这在当时已是一笔重债。为了还债,余阿寿躲在家里悄悄做鞋,一天做两双鞋,每双赚四角钱。但是因为有人告发余阿寿“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厂里除名。
为了生计,余阿寿挑起担子,贩卖海鲜。做皮鞋出身的余阿寿感到自己不该当鱼贩,还是做皮鞋。1973年拣了个日子,余阿寿在百里坊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又摆起了鞋摊。老司头毕竟是老司头,技术好,生意也好。他还收了个徒弟,一天做皮鞋三五双。后来干脆在郊区办一个乡镇企业的皮鞋厂。
余阿寿带了一个又一个徒弟,实实在在地把自己的本事教给徒弟们。结果十六个嫡传弟子中,有十五个现在是鞋厂的老板。
真正让余阿寿出名的,是在1988年6月,温州市鹿城区鞋业协会成立,这是温州市第一个行业公会。余阿寿以他在温州鞋业界的人缘、声望和资历,当选为鹿城区鞋业协会会长。
在“中国鞋都”温州,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上规模的鞋企中,以“温州”两字冠名的企业已不多见了。目前大概仅有吉尔达一家了。每谈及此,余进华没有自卑于人,而是别有一番令人回肠荡气的见解。他说,出生在温州,成长在温州,为自己是一个温州人而备感骄傲和自豪。温州已由过去“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成长为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区域品牌。温州的含金量在不断上升,必将会有力地推进企业的品牌国际化。
吉尔达是一个家族式的企业。基本退居二线的余阿寿,10多年前就将企业交给了儿子余进华掌管。女儿余敏和女婿李国华分别管理生产、产品开发和国际贸易。他们出生在“鞋王”世家,从小就跟着余阿寿学做皮鞋,耳濡目染,对生产技术的研究和对皮鞋风格理念的把握,堪称一流的专家。在他们的办公室里,以及吃饭午休的地方,都摆放着一堆堆技术人员最新设计的鞋款,他们不时地观察评点。那种对皮鞋的专注研究,已浸润了他们的精神生活,仿佛成了生命的一部分。
目前,余进华的儿子在温州一个重点学校念书,一般早上花10块钱打车到学校,下午则自己走40多分钟的路回家。每天的零用钱控制在5块钱左右,回来还要报账。中午和同学们一道在学校食堂吃饭。一次,儿子因为人太多,不想排队了,到外面花几十块钱吃了一顿麦当劳,结果遭到了父亲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