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之路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中我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持续增长速度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国民经济运行至今，也积累了深刻矛盾，国民经济若要继续维持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是必然的选择。我国经济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阵痛”且可能延续一段时间，但转型中的负面影响将趋于减弱：国家产业整体布局趋于合理，区域经济发展趋于平衡，东西失衡的经济结构得到初步修正，经济社会发展较之以往更为均衡。

　　目前国家产业调整政策效应开始显现，“万商西进”对于推动“中部崛起”助力巨大；同时东部发达地区许多省市、许多产业已成功实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东部产业转型迁移对中西部的溢出效应凸现，中西部开始步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高科技行业、新兴服务业、节能减排及环保行业逐渐成为我国转型经济的热点和主流，已展现出强势发展的势头。

　　当然，我国经济转型之路才刚刚开始，其蕴涵的巨大潜力尚未充分显现。我们预测，如果产业结构成功完成转型迁移，我国可能迎来至少10年的新一轮经济快速稳定的发展期。

　　⊙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即在国民经济物质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和各生产部门内部建立起最佳的比例关系，对各国现代化建设都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2008年中国经济既面临通胀持续高企等“内忧”，又有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缓等“外患”，如何度过“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并把中国经济发展引入持续、稳定、健康、均衡地发展道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已被纳入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战略高度，成为求解我国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关键锁钥。

　　(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时空环境

　　1、外企群体性“逃离”与撤迁——现象与成因

　　最近一段时间，在山东青岛的韩国企业“夜半逃逸”事件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不独山东境内的韩企，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港台资企业，也经常发生个别企业老板为逃避员工工资而丢弃工厂和工人不管的“半夜逃离”事件。除了非正常“逃离”的企业，东部沿海地区大批外企正有计划地撤厂或迁移。根据深圳贸工局的统计，自2005年以来，共有500多家企业迁出深圳，这些企业的年产值约150亿元。此外，预计珠三角地区今年约有10%，7000家港资工厂将停产，这个比率可能是20年来最高的。

　　外企撤离外迁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一是企业运营成本大幅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珠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与国内部分地区逐渐拉开，此即业内所谓的“三缺四涨”(缺工、缺地、缺电；油价涨、工薪涨、租金涨、原料涨)；二是出口退税等国家政策调整降低了部分出口企业利润，增加了资金运营压力；三是人民币升值给企业带来不小压力；四是东部的环境承载力趋于饱和，推高了土地成本。加上民众健康意识与环保意识的觉醒，污染企业已难觅栖身之地。

　　2、外企撤迁的蝴蝶效应

　　目前外企撤迁的蝴蝶效应已开始显现，广州海关《2008年2月广州企业进出口统计简报》数据表明，今年2月份来料加工出口同比下降21.7%。珠三角9个城市出口增幅仅为0.5%，增幅下降20.2%，传统劳动力密集型低附加值出口产品如鞋类、玩具、塑料(14590,-40.00,-0.27%,吧)制品的出口下降幅度为7.2%、27.9%、38.3%。

　　面对珠三角传统产业的内移趋势，各省市招商团闻风而来，目前中西部地区各省已经做好准备并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把握产业转型升级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以振兴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二)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外宏观经济背景

　　1、全球经济发展放缓加剧——黑云压城

　　对于2008年全球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雷曼兄弟在《全球：2008年经济展望》用“黑云压城”来作比，可谓画龙点睛。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尤其是美国经济减速，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影响已经显露，并且还会继续显露。比如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明显加大了中国控制通货膨胀的压力和威胁，也增加了控制通货膨胀的难度；美国经济减速直接的结果就是减少了其对外部需求，受此影响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现疲态。这种贸易格局表明我国产业结构亟待调整、优化，一些劳动密集型、商品附加值较低的中小外贸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严峻挑战。

　　2、我国经济形势及产业环境——困境与出路

　　我国当前经济形势从总体上或基调上看是好的，但毋庸讳言，2008年中国经济既面临通胀持续高企等“内忧”，又有美国次贷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缓等“外患”，2008年将是我国经济最为困难的一年。各种矛盾与困难交集在一起，我国经济形势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1)困境之一：CPI的“降”与GDP的“升”，孰为先？

　　自2007年底，CPI指数一直往上直窜。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认为，目前存在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为全面通胀的风险；与CPI增幅加速相比，由于政策性紧缩、美国次贷危机影响和经济自然减速等因素叠加影响，2008年GDP增幅呈下滑趋势，有理由相信2007年的GDP增速是这轮周期的峰值。如果经济增长有下拉动力，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还在延续，这个时候的宏观调控是要保经济增长，还是要抑制通货膨胀？政策取向将决定中国能不能挺过这一轮全球经济萧条。

　　从历史经验来看，反通胀通常都将“牺牲”部分经济增长，因此，为控制通胀，2008年GDP增速下降势所必然，政府决策层将不得不在降低通胀与保持增长之间艰难地做出取舍。

　　(2)困境之二：货币政策是严格从紧还是适度调整？

　　面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过热现象，200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将货币政策由“稳健”改为“从紧”。各方对于治理通胀的必要性并无分歧，主要争论焦点在于紧缩的调控政策是否会使经济走入一个下行通道，过度调控是否会使经济政策诱发出新的社会问题。具体说来，当前货币政策至少面临以下几方面考验：一是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加大，紧缩货币政策和全球经济放缓的合力可能导致GDP增速大幅下降，增加了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二是中国企业盈利增长在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放缓，比市场预期早了一个季度，如果过度严控信贷总量可能使实体经济难以承受。三是频繁采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使得中小银行流动性明显吃紧。四是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对出口冲击很大。

　　单就目前的宏观调控而言，如何在缓解通胀压力的同时，又不会对实体经济造成压迫。这些不仅考验着宏观调控的智慧，更需要开阔的眼界。

　　(3)困境之三：产业升级与就业压力如何兼顾？

　　今后一段时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将不断加大，而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结构的变化将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经济学家奥肯发现，在3%的GDP增长率水平上，GDP增长速度每提高2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下降1个百分点；反之，GDP每下降1个百分点，失业率便上升1个百分点。奥肯定律被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明，也就成为调控宏观经济、解决失业问题的主要依据。

　　我国是人口大国，安置就业任务特别繁重，尤其是今年“劳动就业法”的实施更加重了就业安置的紧迫性。东部产业转型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撤迁，相应地结果就是大量劳动岗位的减少和失业。因此，劳动就业因素可以说是我国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不可逾越的政治现实。

　　从目前我国现实环境来看，维持适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符合我国的资源禀赋特征和比较优势原理，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重视生产技术进步如何兼顾；产业转型如何稳妥地转移劳动力，实现产业升级与就业保障的两不误，实现产业转移与劳动就业的同步梯度迁移，将考验产业政策制定者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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