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九
纵观三九历史,单独一个“健康城案”远不足以置评赵新先的功过得失。
赵新先在1985年创办了三九集团的前身深圳南方制药厂,初始资金来自部队医院——广州第一军医大学的500万元出资。1991年,蒸蒸日上的南方制药厂直接挂靠解放军总后勤部,后者再将下属新兴企业集团在深圳的酒店、贸易公司等资产划拨,与南方制药厂资产一起,共同注入新成立的深圳三九实业总公司,后变更为三九集团。
1998年末,在“军企脱钩”的大背景下,三九集团脱离总后勤部,转而挂靠国家经贸委,并在2002年机构改革后最终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在身份上由“军企”变身“央企”。
但是,三九多年发展则主要是“内部人掌控”的创业型企业轨迹,以企业家创业、累积而发家,赵新先本人直接握有经营自主权,一度在三九集团身兼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四职。自1992年以来,三九历经并购扩张,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中成药制造商,是连续多年的中国“500强企业”。然而,繁荣景象难掩问题丛生。因扩张过速,公司治理渐渐失控,集团高管屡有假公济私之举,下属企业也多有侵占挪用之事,日后的危机已经埋下。
盛极而衰的时刻在2001年到来。三九集团因占用下属上市公司资金高达25亿元,遭中国证监会通报批评并立案稽查,三九危机随即曝光,问题接踵而来,并购扩张的步伐戛然而止。仅在当年审计署对三九集团作审计时,其银行负债初估已高达50亿元。
时至2003年,三九集团在债务泥潭越陷越深,21家债权银行集中追债并纷纷起诉,“三九系”整体银行债务被曝超过100亿元。
此时,距离赵新先谢幕的时间已不远。
公私之惑
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赵新先在谈及三九腐败问题时黯然表示,他是一个人对一群人,根本控制不了局面。
无奈自有缘由。在外界看来,正是赵新先在企业内部的“家长作风”,导致三九多年来近乎个人集权的企业文化。表面上是国家全盘持股,赵新先掌控公司大局,细处却是一盘散沙,腐败丛生因之难避。
一家以企业家创业为特征发展起来的企业始终国有股一股独大,创业回报无从体现,负激励随之而来。为此,赵新先曾试图理顺三九产权,为自己和创业团队安排股权回报。其中包括1998年启动的“劳动持股方案”,也包括2003年前后的MBO方案,但此时三九危机已爆发,厘清创业者产权的最后一次努力随之流产。
“赵新先为三九的重组转制拼了老命,但就是回天无力。”知情人称。
2004年5月,63岁的赵新先超龄离任,由他启动的重组无疾而终。三九集团也从此告别早年的创业者时代,转由国有出资人主导其未来的命运。
一年半后的2005年11月,赵新先在北京被拘,随即押送深圳,自此失去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