阚凯力：电信重组就是烂土豆将进行重分配

　　阚凯力：可以这么说。当时我说这话好像是2003年夏天，是小灵通发展最快的时候，我说小灵通最多有3到5年的时间，不可能持续发展。其实对小灵通的预言都不是我最早说的，信息产业部内部研究过多次。电信业内没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说小灵通好，但就像皇帝的新衣，只是没人说而已。小灵通从技术上讲，结论很明确，小灵通技术先天的特性就是个鸡窝，搭不大，也就是一个无绳电话的变种，本质上不适应提供大规模公众业务。但中国电信把中国移动分出去以后，只剩下固网了，收入低，成长性也不好。它为了抓一个增长点，就利用市话网搞起了小灵通。用户少的时候还能用，用户多了通话效果就不好。小灵通现象在中国独一无二，也就是中国电信和网通搞，其他的都不行。吴鹰的UT斯达康就在那个时代应运而生，但后来随着小灵通的没落，他也遭遇到困难。

　　别人叫我阚大炮

　　本报记者：很多时候，你提出的观点都会引起争论，是否统计过，被采纳的概率有多大？

　　阚凯力：首先，我的很多观点也不一定是我最早发明的，采纳没采纳对我来说都没有什么关系。2000年左右，一个信产部的高级领导跟我个别交换意见，他说的话我非常认同。他说“电信行业已经经过了10年的超高速发展，到了今天，电信行业下一步怎么发展，我们还真不知道，因为中国甚至全世界的电信行业无论是技术还是体制、政策一直都在经历剧烈的变化。所以，确实需要你们这些专家、学者、教授寻找真理，指出今后往哪儿发展，怎么发展。我是政府官员，一边是您这样的人找到的真理，一边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我的任务就是在中间找到0.618的黄金分割点。”我认为他的定位非常准确，我的任务是寻找真理，找到中国电信的方向；另一方面，我也得理解有一个过程，一步一步发展，象邓小平讲的摸着石头过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没有失望，反而信心百倍。

　　别人叫我阚大炮，谁都敢骂，像电信2001年南北拆分，我在中央电视台和其它媒体上，发表很尖锐的看法，我当时对这个方案说了3句话，说它是“百害无一益”，“横拆还不如不拆”，第三句话叫“庸医杀人”。这话够狠的，部里的朋友劝我不要这样，凭着这句话，如果倒退十年，我就有好果子吃了，但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中央电视台涉及电信方面的问题照样请我做嘉宾。也可能我心直口快，没遮拦，帮助他们提高收视率吧。所以我还要感谢咱们国家目前的大环境，能让我们畅所欲言，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学者教授，敢于建言献策就是天职。

　　本报记者：很多人认为现在不少学者在为利益集团代言，因此一团和气，你的直言难免得罪很多人，有时会担心这个问题吗？

　　阚凯力：肯定还是要得罪一部分人，但得罪的还是少数。其实，我朋友特别多。我以前研究政策，跟高层领导接触比较多，都是老同事，他们都知道我说的是真话。大家都说“老阚没什么别的，就是把电信桌子底下的事翻到桌面儿上了”。他们知道我说的是真话，也知道我说的是对的，但他们必须为企业牟利，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身不由己、“在其位谋其政”嘛。其实，也有很多人想说，但他们不方便或不敢说，他们就说你去说，我给你鼓掌。

　　本报记者：有人说你是电信行业的易宪容，比较敢言。你怎么看？

　　阚凯力：易宪容我不熟悉，所以不好说。我其实就是讲真话，认为什么对就说什么。最后实践检验真理，如果错了就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也是应该的。如果都是一言堂，那不就万马齐喑了？现在我们国家环境宽松了很多，如果学者、教授再不讲真话，就没人讲真话了。企业家必然要考虑企业的利益，你让企业家都讲真话不可能，这个要求就不对。官员还有很多制约条件，也不能百分之百讲真话。

　　最得意的事：写信促成卫星公司成立

　　本报记者：你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对中美两个国家的差异有何感受？

　　阚凯力：应该说，我在美国混得不错，凭着我斯坦福的博士学位，做个教授问题不大，但是除了混碗饭吃还能怎么样？美国谁给我上电视？我是中国人，美国发展的好坏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就像你住五星级宾馆，那里再好也不是家。所以，还是在中国好。

　　本报记者：回顾一下过去，你觉得自己做的最得意的事情是什么，最困难的阶段是在什么时候？

　　阚凯力：得意的事情很多，比如80年代成立卫星公司，我给总理写信把卫星公司成立起来。后来，1988、1989年，中科院要做一个关于电信合理结构的项目，主报告是我写的，叫《按照商品经济规律改革我国通信管理体制》，其中提了八个问题，九条建议，那是我很得意的。相当于咱们国家第一份电信体制改革方案，比后来的发展提前了十年。到90年代后期，一个个都实现了。还有其他的，不过我回顾过去，很少用“最”字，还是不断往前走吧。

　　文革的时候，比较困难，不过那时候大家都难。在张家口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好好干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努力有所成绩，即使是挖防空洞也要用心挖。那时候，什么都干过，也搞了一些发明，没有虚度。我父母都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我这种家庭出身，对中国底层社会了解得比较少。在那种地方，已经是社会底层了，我和工人们相处得很好，对他们关心的问题，喜怒哀乐，内心世界都有所了解，同喜同忧，这段经历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收获。以前的生活有点像在象牙塔，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我是最大的乐天派

　　本报记者：现在做的事业是你理想中的事业吗，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期待？

　　阚凯力：是。我会继续推进中国电信体制改革接着往前走，这就是我们的责任。今年1月份我到日内瓦参加国际电联的研讨会，大家普遍认为运营商的寿命还有十年。目前产业结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矛盾，随着网络电话、IP电话、无线城市的推广，运营商就会逐渐消亡，已经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了。

　　本报记者：所谓中国运营商10年后消失，你觉得能实现吗？

　　阚凯力：我相信是真的，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100年前，在欧洲马车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现在马车业已经消失了，但交通发达了。

　　本报记者：作为一个学者，你如何评价这个圈里的同行？

　　阚凯力：我不评价，让历史去评价吧，只要每个人都凭着自己的良心做事就好。曾国藩曾经说：小胜在智，大胜在德。在学校里教书是手段，育人是目的。做学问之前要先做人，这是关键的，这就能推动社会的发展。很多年过去，我们再回味，觉得自己做了件好事。

　　本报记者：借用一个书名《这一代人的爱和怕》问，你觉得自己或这代人心里的理想和恐惧是什么？

　　阚凯力：理想就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按照党中央的话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信息社会早日实现，这是又一个历史阶段。

　　我没什么恐惧的。我自己不想升官不想发财，就不怕什么，身体也还不错。很多朋友都说我是最大的乐天派。我想，今后的道路虽然不可能笔直，但不可能回头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必然的。中国是大国，国际局势也不可能左右中国。中国对内方向既定，对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奈何得了中国，所以没有什么忧虑的。只要别来一个小行星撞地球就行，不过那个概率极小。21世纪是中国的，所以我没什么可忧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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