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在我们高兴的时候,却接到了国内的紧急电话,要把我们召回。原来,另一家中国的林业局项目因为俄罗斯合作者不履行协议,损失了7000万元人民币。俄罗斯的政策不稳以及合作者的不守信用,是当时投资俄罗斯的最大风险。在上世纪90年代,这种失败比比皆是。大兴沟林业局害怕了,是撤是留,林业局选择了前者。
记者:大家就这么都撤了?
王廷华:他们都撤了,只有我没有。
记者:为什么?
王廷华:看见煮熟的鸭子飞了,任何人都会不甘心的。你没有看见那些桦木,全是一搂粗的,国内的森林资源日益匮乏,木材需求却又不断走高,唯一的途径就是来俄罗斯进口,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啊。怎么能说撤就撤了呢?
出师不利货被人转卖他人
记者:能谈一谈当时的合作环境吗?就是俄罗斯的政策方面。
王廷华: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我决定留下自己干,是一个特别冒险的决定。那时候,更多外国人进入俄罗斯,采取的是贸易形式,不介入直接开发,有一笔赚一笔,没得赚就撤。也有不少人“曲线救国”;娶一个俄罗斯老婆,以老婆的名义开公司。这样的话,会减少风险。可惜,我学俄语的儿子都快大学毕业了,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所以当时唯一的道路,就是最冒险的形式,跟俄方合办公司。
记者:你的朋友们对你的做法是怎么看的?
王廷华:当时我的领导知道我的决定后,只说了一句话:“你要想自己干,就好好干,千万千万不能上当受骗。”然后我说:“没关系,怎么进去的,还怎么回来。”
记者:你的出师誓言很潇洒。
王廷华:呵呵,是的。但是很遗憾,到底还是受骗了。其实1999年还是有一些短暂的幸福。我记得那年夏天,我带领着同样愿意留下来的26个工人,砍伐了4000立方米木材,完成了一次头彩。可到了2000年,麻烦便接二连三的到来。首先是劳工的问题。俄罗斯新的劳工政策规定,每引进一名外籍劳工,就要在当地招入一名俄罗斯工人。所以我又不得不招了26名俄罗斯人。因为俄罗斯是福利型社会,很多工人根本就没有忧患意识,干活不积极,迟到、早退、旷工是家常便饭。尤其是发了工资之后,几天内都没人来上班,都去喝酒了。你还不能扣罚他们的工资,更不能辞退。俄罗斯工人的最低保障工资是4000卢布,干不干活都要给。管理层又是俄罗斯方面把持,包括总经理、财务等。包括到现在,我一看到俄罗斯人喝酒,心里都咯噔一下。落下病根了。
然后就是办事拖拉。根据合同,采伐设备的油料供应由俄方负责,但是,他们总是拖泥带水,经常造成因为没有燃料被迫停工,少则一周,长则1个月。我记得有一次申请车皮。你别看这事简单,这权利真的被控制在他们手中,我无权管。我们把木材开发出来堆积在那里,最后直到长出了蘑菇都没运出去。为什么?因为车皮没到位。当时我去找负责申请车皮的工人,被告知3天没来上班了,电话没人接,手机关机。一周后,那个人终于来上班了,满脸紫青,说是前几天喝高了摔的。他们从来都不会请假,直接旷工。更气人的是,好不容易申请到了车皮,但木材没到目的地就被俄方卸下来,转手卖给了别人。
为讨说法险些丢掉性命
王廷华:我心里很清楚,这是一场“持久战”,并且稍不注意,我命都可能赔进去。
记者:能介绍一下当时是什么状况么?
王廷华:从2001年起,我每天所做的事就是与俄罗斯的法律、官员打交道。同时,组织工人保护机器,不让机器被拉走。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那天,我正在国内和一家企业谈合作,当时我已经没有钱了。突然电话响了,是一个工人打来的。他说,“王总,不好了,他们带人来抢设备了。”声音十分急促,但我还是要强压着震惊,因为不能被身边的合作者听出来。我问他“多少人?都是什么人?”
对方来了30多个人,5辆小车,1辆大车,说什么设备已经被我们的合作方卖给他们了。我告诉我的工人先别着急,先跟他们讲道理,不行就抄家伙。工人却告诉我,对方人太多,还有黑社会的人混在里面。其实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于是,我让工人赶紧打电话报警,然后,打电话给我们的大使馆。终于,警察来了,设备被当场封存,谁都不许动。随后,大使馆的人也来了,驱车300公里赶来。我从会场出来,连家都没回,直奔车站,赶来俄罗斯。
记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你害怕过吗?
王廷华:说不怕那是假话,但这就像张艺谋电影中的秋菊所说的那样,我就是要买个“说法”。我经常会想起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时真的不是怕其他的,我是觉得我对不起我的工人。打官司的日子,是艰难的。设备被封存不能生产,工人们发不了工资,没吃的,只能去商店赊账。说到这里,真的多亏当地的那些工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很多当地工人都从家里拿来土豆、白菜给我们中国工人吃。每天真的就是白米饭、清水土豆炖白菜,偶尔能有个鸡腿,三年时间基本都是这么过来的,家里能借的钱都借过了。最难的时候,把老爹、老娘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用了。
坚持不懈官司打了三年
记者:这场官司打了多久?
王廷华:这场官司,因为涉及三方,我是原告,还有被告的合作方和买设备的第三方。最初前后开庭有10多次,没有结果。第三方为这个官司,车在路上翻了,律师胳膊断了。负责本庭的法官下来后私下对我说:“我们知道你冤枉,可是你没有证据。”因为财务都被控制在俄方手中,没办法。
记者:当时你周围的人对这事是怎么看的呢?
王廷华:他们说,“王廷华就是个败家子”。
记者:对你有影响吗?
王廷华:当时我已经做好了去莫斯科最高法院打官司的准备,连给大法官的信都写好了。
记者:那这事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王廷华:官司打到第三年时,我和第三方已经“打”成了朋友了,因为他们也都是受害者。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从法院回来,第三方路过我的工厂,我就请他们进来吃了饭再走。饭桌上,在大使馆官员的斡旋下,我们达成了和解:我替合作方把设备的定金交还第三方,他们就把设备还给我。
最后由法官宣布生效。
记者:柳暗花明。
王廷华:这一打就是三年,我都几近绝望了。那天我终于安安稳稳睡了一觉。醒来后,我作了个简单的计算,3年来,我仍然损失了价值百万元的设备和木材以及3年的时间成本,还落下了一身的毛病,不过,惟一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成了俄罗斯通。我觉得,这些宝贵经验对我现在乃至将来的成功,都会起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