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于日本乃至世界的八佰伴集团发展历史曲折艰辛,充满传奇,它的创始人阿信之子——和田一夫,将八佰伴从一个乡村菜店开始,一步步发展为日本零售业的巨头。
八佰伴最成功的还是它的海外战略。通过急剧的商业扩张,八佰伴在破产前十年中成为日本在亚洲的头号海外企业,其百货超级商场遍布日本、巴西、美国、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文莱和中国大陆。在全盛期,八佰伴拥有员工近3万人,在世界上16个国家和地区拥有450家超市和百货店,年销售额达5000多亿日元。
1997年,债务缠身的八佰伴财务危机全面爆发。“阿信精神”的传承——八佰伴国际集团宣布破产。
八佰伴破产,正值亚洲国家地区受金融风暴冲击,经济向下调整时期,虽然有种种外部不利因素导致八佰伴经营的失败,然而,主要的原因却是管理层脱离实际的扩展雄心,将八佰伴推上了不归路。
反思一:管理真空
整个八佰伴集团结构庞大,属于家族式经营,经营决策上往往高度集中于一人。这种陈旧而缺乏活力的经营管理方式,与现代化、大规模的百货业发展要求极不适应,在这个每一环节都必须以专业化参与竞争的环境里,个人力量终究是有限的。
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八佰伴一直没有一个得力的人才培养机制,虽然在发展后期加大了人才培养力度,然而人才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在前期的发展过程中已经造成了内部管理的空虚。在八佰伴的扩张过程中,因为战线拉得太长,人力资源的匮乏成了致命的缺陷。缺乏中层经理人才、内部管理混乱已经成为八佰伴的致命内伤。正如八佰伴集团一位老职员所说:“和田一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前锋,只是无人能替他把守住后方。”
由于过于注重外部的扩张速度,忽视了内部管理的跟进,使得管理出现真空。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八佰伴总部在香港沙田租用的写字楼,从租用到关门的5、6年的时间内,有1/3的地方一直空置,无人过问。在租金十分昂贵的香港,对其他公司来说,这是不可能出现、也不应该出现的。另外,由于缺乏管理人才,内部许多环节管理失调,导致采购的商品价格高,缺乏竞争力。
在家族管理模式下,八佰伴的经营机制缺少透明度。八佰伴的集团体制是断层独立式框架:日本八佰伴既要经营日本国内的四十余家百货店,又承担着统括集团在东南亚的各项投资事业;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事业,主要由在香港上市的八佰伴国际集团为主体而进行。令人不解的是:作为集团成员,八佰伴国际集团与日本八佰伴无直接资本关系。
后来和田一夫在回忆八佰伴破产的时候也承认,家族式的管理已经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因为时代的进步需要更多的头脑来武装企业。和田一夫让其弟弟和田晃昌做日本八佰伴的总裁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失败。在八佰伴的管理体制下,不仅下面的人向上级汇报假帐,连和田的弟弟也向和田汇报假帐。
反思二:决策随意
在投资策略上,因为决策的个人主义,八佰伴很多店铺选点缺乏科学性,脱离当地环境,盲目发展。香港马鞍山新市镇人口一般较老镇少,又缺少流动人口,因此购买力相对较低,很难支持大型商店。八佰伴在不足十几万人口的新市镇开了16万尺的大商场,销售额做不上去,从开业到关门一直亏损。
百货店选点要遵循客观规律,人口在30至40万以上,有发展前景的新市镇顶多可以开间二至三万尺的中小型商场,如果是没有什么发展前景的老市镇则不具备开大型百货商店的条件。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香港不断上涨的高租金、高地价、高工资,已经在客观上限制了不可能在收入较低的新市镇经营大面积的商场,八佰伴却没有做出充分的评估。
八佰伴经营策略的失误,更加速了它的清盘。像其他日资百货公司一样,香港八佰伴追求商场大型化,以琳琅满目、多姿多彩的中高档商品来吸引客源。这一策略在前期非常成功,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得益于内地经济高速增长,市民收入显著增加,八佰伴百货初期的货品80%来自日本,20%就地采购,经营颇为成功。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香港楼价急升,租金暴涨,百货业的经营环境已大为改变,商场面积越大,租金开支就越大,雇请的员工就越多。而且并不是所有陈列出来的商品都畅销,其中不少是流转速度极慢的商品,既占压资金,又欠缺效益。同时,百货业经营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像其他行业,投资以后很快可以得到回报。一般来说,百货业从开店到开始盈利需要六年左右的周期。八佰伴经营者忽视这一市场规律,机械地奉行初期的发展模式,盲目地扩充店铺数量,开完一间又一间。由于许多新开的店铺缺少客源,几年内根本不可能盈利,在泥潭中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