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知识产权，最大的受惠国是我们自己

　 上周四，国务院新闻办发表《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新进展》白皮书。

   一天，全球头号制药公司罗氏中国首家新药研发中心在上海落户。罗氏心仪中国由来已久，1999年起罗氏就与上海商谈相关事宜，上海的态度更是积极，但罗氏整整踌躇5年，就是不敢轻率“下单”。罗氏对中国保护其知识产权缺乏信心。

   　再前推2天（上周二），首起中美联合跨国执法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在沪作出一审宣判，4名被告（其中2名美国藉）分别受到实体刑和财产处罚刑的惩罚。

   前文所及的三件事，不是偶然之巧合。 新版白皮书以“新进展”作关键词，符合中国目前知识产权保护的总体现状。

   旧版白皮书发表于1994年，管叫《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透过新旧两份白皮书关键词之变化，客观反映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确有所改进，选择发生于近年间的几个事例作说明，也许更具说服力。

    先说DVD核心技术专利费之争，此事发端于2001年，涉事的国内企业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强烈不满，不少媒体也出来帮腔。可2年后，所有的国内厂家都老老实实地向国外的专利所有者缴付使用费。这一回，已没有一家媒体再敢玩胳膊肘往里拐的“荒唐戏”。

 　　再说发端于2004年早春并波及各大城市的卡拉OK光碟版权讼争，讼争率先由香港华纳唱片公司出头维权引发，京城的受理法院完全确认原告主张的侵权事实，全面支持原告的索赔请求和有偿使用光碟的主张。随即，讼争移师上海，数百家娱乐企业同时成为被告。被告们抱团“反抗”，但底气明显不足。寻求媒体支持，不但没讨到同情，反倒招来众媒体的同声批评。最后，行业协会出面与版权所有方谈判，大家伙只好心有不甘地支付“年度使用费”……

 　　发达国家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大致耗时70－100年。中国从1982年制定《商标法》，随后相继制定《专利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初步构建知识产权保护法制框架只费时11年。更说明问题的是，加入WTO前后，上述法律均作了修订，从内容到处罚力度都大大“硬化”了，于是，上述案例中原告的胜诉才顺理成章。

 　　更大的变化是“产权文化”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中国历朝历代始终缺乏产权保护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产权文化”。中国当代“产权文化”的生发，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知识产权文化”的渐生渐长。这一条，对国家日后更广范围、更大力度地保护知识产权更具本质意义。

    肯定进步也不能回避问题，问题仍相当突出，首当其冲是执法不严、打击不力。且不说盗版光盘、软件仍大量充斥街市，只捡两件更司空见惯的事儿说开去：

    一件是服装大国无品牌。无须深度分析玩儿虚的，只消瞧瞧上海襄阳路假冒国外服装品牌的批发市场，关张之手软就很说明问题。北京的“秀水街“好歹被取缔了，可至今国内大中城市哪个没有各自的“襄阳路”？创一个服装品牌平均费时8年，中国服装出口连续13年世界第一，但那只是“量”的第一，而不是品质的第一。联合国工经组织在一份专项报告中称：“因缺品牌，中国每年服装出口至少减收40亿美元。”

  　另一件是轻纺面料，不光产量和出口量占全球第一，生产设备总体先进程度也是全球第一，可中国面料就是不出价。究其原因不是中国人不聪明，而是原创贫乏。毛病还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不敢原创矣！

  　时至今日，仍有不少同胞信奉“窃书不言偷”的陈腐哲学，仍有不少企业相信仿冒别人的东西特实惠。殊不知，保护知识产权，最大的受惠者恰恰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经济全球化形态下，只有“中国制造”而不屑于“中国创造”，永远成不了一流经济强国。保护知识产权的程度与“中国创造”的实绩一定成正比。仅此一条，中国还须努力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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