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皮杂谈：谁成就了富士康的霸道

台商富士康3000万记者索赔案在8月30日晚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索赔金额由3000万变成了一块钱，由此而引发的对记者个人财产的诉讼保全也因此而自然失效。

之所以说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变化，是因为就在当天，深圳市中院还表示无意解冻记者的个人财产。据称，由于该案引发的广泛关注和舆论压力，深圳中院主要领导人再次召开了会议进行研究，立案庭又重新审查了此案的所有手续，认为此案“程序上没有一点瑕疵和问题”，深圳中院要做的就是尽快开庭，尽快审结。

富士康不告报社告记者，目的并不是索赔，而是恐吓，尤其是申请所谓的诉讼保全更是一种人身威胁。毫无疑问，富士康的索赔属于恶意缠讼，是一种君子不齿之为，如果我们放任富士康的行为无意是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挑战。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富士康没有维护自己合法利益不受侵害的权力，正如记者拥有采访权一样，公众拥有知情权，富士康拥有辩护权。富士康不是不可以告记者，但是如果是真为澄清和追究责任，那么第一被告应该是报社，而不应该是履行职务行为的记者。富士康的行为就像一个街头的霸王，不小心被人碰了一下，就必须报复，就必须扎人一刀才解气，否则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事实上，早在富士康决定告记者之时，就已经注定这是一场闹剧，只不过，可能连富士康也没有想到，深圳中院会这么轻易就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深圳中院的立案程序难道真的就连一点瑕疵都没有吗？

1993年最高院关于名誉侵权案审理的相关解答明确规定，因新闻报道或其他作品发生名誉权纠纷的，应根据原告的起诉确定被告。只诉记者的，列作者为被告；只诉新闻出版单位的，列新闻出版单位为被告；对作者和新闻单位都提起诉讼的，将作者和新闻单位均列为被告，但是作者与新闻出版单位为隶属关第，作品系作者履行职务所形成的，只列单位为被告。

富士康没有告记者所在的报社，只告记者，而且有一位还不是文章的作者，诉讼主体就是错误的，根本就不能立案，莫非深圳中院遵守的是台湾地区的立案原则？

由此可见，深圳中院的立案程序不是一点瑕疵都没有，而是一点道理都没有。这是立了不该立的案。

再来看富士康的诉讼意愿。3000万的索赔明显超出大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一般人群的理解，也就是这并非原告的真实意愿的表达。换句话讲，诉讼的目的是虚假的。这是接了不该接的状。

最后我们来看深圳中院的诉讼保全。什么情况下要采取这种连被告至今起诉书都没有接到的行动呢？一是紧急，二是重大。富士康告的这两个记者有单位，有住处，既不会跑，也不会躲，需要冻结个人资产吗？这是深圳中院采取了不必要采取的措施。

所以，水皮才直言相告，富士康事件的主角与其说是台湾首富郭台铭，不如说是深圳中院的法官。

深圳中院为什么会如此？水皮不相信这其中存在权钱交易，不愿意怀疑法官的人格，但是直觉告诉我们，这里面恐怕或多或少有GDP崇拜在其中作怪，有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因素在影响，更有可能是为这个在深圳拥有20万打工仔的最大的企业产生的强权心理倾斜。

而所有可能影响深圳中院的因素并不仅仅在影响深圳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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