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智健：最后一个资本家

    “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 —— 荣智健

在中国，没有哪个家族像荣家这样荣耀集身，而在荣家历史上的无数耀眼的名字里——中国纺织大王、面粉大王荣德生、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巴西环球公司总裁荣智宽、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荣智美——又没有一个人像荣智健这样，拥有如此绚目的财富光芒。

可以说，在荣家五代近200年的历史中，荣智健达到的是财富领域的最高点，在他之前，没有先人，在他之后，也很有可能没有来者。

1978年，荣智健只身到香港，获得父亲留在香港的股本金100余万元港币，与堂兄弟二人创办爱卡电子公司；

1982年，荣智健出售公司爱卡，获得750万美元，4年资产增长56倍，一举成名；

1984年，荣智健创办加州自动设计公司，总投资120万美元，创办仅一年，加州自动设计公司合并上市，股价上涨50余倍；之后，荣智健果断套现，直接获得4800万美元，折合港币3亿7千4百万。

1986年之后，荣智健投身香港中信，先后收购国泰航空、香港电讯、港龙、泰富，到最后靠2亿4千万收购77亿巨资的恒昌，财技必露；

1996年，中信香港将3．3亿中信泰富股份，以33元每股的价格出售给荣智健等65位管理层成员，涉及资金109亿元，荣智健一人购得2．91亿股，一夜之间财富上升至177亿；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前，拥有18.9%的中信泰富的股票股价升至53元，荣智健身价贵为200亿元，折合美元23．5亿，1998年6月，跌至13元2角的低点，荣智健财富大为缩水；

1998年，荣智健以80亿港币个人身价荣登香港第八财阀；

2002年，荣智健以8.5亿美元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第一位；

2003年，荣智健又以9.34亿美元，居于丁磊之后，位居《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第二位；

2004年，荣智健荣登《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身价14.9亿美元；

2005年，荣智健以16.4亿美元的身价，再次登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榜首……

现在，几乎所有的华人都知道这个人——他是中国最具成长性和实业性的富豪，他在香港和大陆两地拥有所有企业家中最大的影响力，他豪富低调，但又坦白。

在中国的所有富豪里，只有荣智健曾经对媒体说，我是一个资本家。另外，几乎在不被媒体所关注的情况下，荣智健过着也许是中国大陆最欧洲化的生活。

荣智健，这个中国最后的资本家，这个被认为目前中国最强势的富豪，这个62岁的老人，有太多故事值得记述了。

红色的日子

荣智健一出生就是红色的，即使若干年后荣智健多次靠自己的智慧拥有了大量的财富，他的这种来自世家的背景始终和他行影不离，并让他显得更为神秘。

荣智健所在的荣氏家族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唯一一个建立起跨世纪商业王朝的家族，荣智健的父亲荣毅仁甚至在1993年当选为中国国家副主席，并且很长一段时间，居于中国纺织部部长之要位。

荣智健的未来之路在其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注定了，但这样的注定却又和其自身的不懈努力不可分割。

荣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荣毅仁惟一的儿子，另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1949年对于绝大部分生活在中国的资本家而言是命运全然改变的，而荣家则不同，作为当时上海最知名的几个资本世家之一，荣毅仁家族享受了这个国家对待资本的最高荣耀。在我国解放初期，实行公私合营成为了改造民族工商业的一条有效途径，荣家在上海是当时最积极配合这一行动的。公私合营之后，荣毅仁当时作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总代表，当选了上海市副市长，而作为资本家家族，荣家多次被毛泽东提起、接见。

荣智健追忆青少年往事时说：“我们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产，家里有许多个佣人和中、西菜厨师。家人出入常有专车送。”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荣智健的成长历程就显得更加与众不同，他的一系列经历可以被认为是财富世家子弟自我成长的典范。

荣智健的年轻时代有三个与众不同的细节。

第一是青年时代的好客和运动才能。

荣智健的大气做派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现。他十多岁时第一次开汽车，据说是一辆红色皮座的Singer敞蓬英国跑车——在当时的上海变成了一种风景。他经常开出去兜风、常请同学朋友去国际饭店、红房子吃饭，很大方。这和若干年后，他在香港和李嘉诚、郭鹤年们成为球友如出一辙。

1959年，荣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学毕业，适值父亲从上海副市长任上奉调进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顾问。荣智健考入天津大学电机工程系。

“在天津大学的时候，生活比在家里时候要艰苦、严格得多，可是我却有条件请大伙儿吃饭，上学校小食堂吃顿排骨，虽然贵一点，只要有钱，还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学们的眼中显然是一个明珠。”在荣智健的回忆里，他的大学生活豪气而好客。

据荣智健字回忆，在大学第一年，他几乎没有上过课，而把大量时间花在运动上。

“每天要练球，课都没法上。当时我是职业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队和天津队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练。”荣智健说。体育最终没有成为他一生的职业选择，但是对他的意志力、协作精神和体能的操练，是无法用其它东西所能取代的。

早年家族的优越性并没有让荣智健成为一个只会享受锦衣玉食的公子爷，他的很多做法很早就注定了他未来走向。

第二是和所有荣家人不同的下放经历。

1965年，荣智健毕业于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当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的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

荣智健和这个时代的其它年轻人一样，以满腔的热情到了吉林长白山水电站实习。在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荣智健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希望能够把自己所学的专业用于国家建设。但在水电站干了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荣毅仁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健也受到了牵连，他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进行劳动教育，荣智健回忆说，赶往四川，他连续做了5天5夜的火车，而等待他的却是更严酷的环境。

“虽说是做技术工作，实际上却是很艰苦的体力劳动，抬路轨、大石头、背七十五公斤重的烧焊氧气瓶上山下乡、高空安装高压电缆……日常吃的是四川人叫做红苕的地瓜(即山芋)。我们是知识份子接受教育，又在审查中，头一年基本上失去了自由，起居劳动都有人看管。”对于在四川的6年工作经历，荣智健说。而在荣智健背氧气瓶上山的时候，他的父亲——曾经贵为纺织部副部长的荣毅仁则正在北京的工商联大院里打扫厕所。

1972年，荣智健回北京，并加入了清华大学电机系的华北电力系统稳定研究。唐山大地震时，他被派往参加抢救电力系统，他说：“那次死了几十万人，尸骸遍野，比原子战争还厉害，中国人命真苦，多灾多难。” (海归论

多年以后，荣智健并没有可以抹杀这段回忆，他回忆认为，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和他所看到的现实，培养了他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

第三是只身前往香港发展。

1972年，回到北京的荣智健已经40岁了。这一年，在中国最大的事情是尼克松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布，并且在联合国恢复了席位。

8年的在外的荣智健相对平静地进入了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

1978年，转机出现了。这一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荣毅仁被委任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伴随着父亲命运的转机，当年6月，时年已36岁的荣智健携带着简单行装和单程通行证来到香港，得以与在香港的荣氏后人会合。

他的堂兄即荣宗敬的后人荣智谦和荣智鑫早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到香港定居，荣智健到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办一个电子厂。看到这个阔别多年的兄弟，荣智谦和荣智鑫邀请他一起来做这个厂。

荣智谦和荣智鑫已经在港多年，已经积累的一定的财富，而只身前来的荣智健身无分文，如何办？

荣智健不得不向父亲求助。荣毅仁父亲在当地的一些纱厂均占有一定的原始股份，而且在解放后，这些股份荣家一直没有动过，荣毅仁让儿子与这些纱厂股东联系，这些原始的股份——大约100万港币——成为了荣智健的创业资金。

荣智健加入他们的行列，三兄弟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电子厂建立起来了，厂名叫爱卡，英文名ELCAP。

最初，爱卡电子主要生产一些电容器、电子表和电子玩具，依靠荣智健多年对大陆市场的熟悉和拥有的关系，爱卡生产的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大陆，由于当时极少见到这些产品，销售形式非常好。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荣智健判断电子产品的未来市场容量和利润均比较小，决定转向。爱卡开始生产集成电路和电脑随机存取存储器。这一系列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的推出立即获得了大量的订单。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厂面临扩产，荣智健提出不分红，并把获得的利润继续投到工厂，另外再追加总资本的1/3，这样一来，他个人的总资本投入几乎占据了总股本的2/3。

在荣智健的精心经营下，爱卡的名声越来越大，甚至在欧美的同类生产厂家中都小有名气。在局面非常好的情况下，荣智健却看到了危机，他认为香港市场本身的资源无法支撑电子产业，特别是电脑产业的发展，他决定出卖爱卡，进行套现。

爱卡要出售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欧美厂商的到来，最终，美国的FITELEC公司以1200万美元的高价获得了爱卡电子厂，约有2/3股份的荣智健独得750万美元，与当年投入的100万港币相比，获利近56倍。

差不多用了3年时间，40岁的荣智健就在香港找到了振兴荣氏家族的第一笔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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