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衣之怒、天子之怒以及制度之怒

　　小到管理一个农贸市场，大到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没有喜怒偏好、也不会懈怠的一个设计完备的制度体系，显然要更让人觉得可靠些。在这样的一个制度框架下，因人废事、因人乱事的事情大概不会或很少会发生吧。

　　木木

　　在秦王眼里，天子之怒应该是具有足够威慑力的。但秦王描述的“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情景，显然没把唐雎吓倒。相反，这个“挺剑而起”的布衣的决绝姿态，倒把秦王吓得够呛，不但“色挠”，而且“长跪而谢之”。

　　由此可见，并不是什么人都会拿“天子之怒”当回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不断为此作出非常明确的注释。

　　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的顽疾或新情况、新问题，不但“天子之怒”不管用，而且“布衣之怒”也一定灵光不起来。在现代经济社会，想解决问题，有所作为，唯有依靠制度。因为制度是板上钉钉摆在那里的一条条、一框框，虽然有时难免死板，甚至不近人情味，但却不会因了七情六欲而乱来，不会因了对象的亲疏远近而采用不同的标准，瓦解市场的信心。严格依靠制度办事，让制度威严、威风起来，经济和社会运行的成本就会大大删减。

　　不妨以黄宏生一案略作说明。

　　7月13日，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前主席黄宏生及其弟弟黄培升，被香港区域法院宣判有罪，科以入狱六年的刑罚。黄氏兄弟的罪名是串谋盗窃及串谋诈骗，二人盗取公司的资金超过了5000万港元。

　　从2004年11月黄氏兄弟东窗事发至今，该案件的审理已绵延一年半有余。在这个过程中，好像黄宏生兄弟盗窃上市公司巨额资金一事并未引起很大的民愤（起码在内地如此），而且，对黄氏兄弟的同情之声一直不绝于耳。就在审判的当天，按照香港法律规定的程序，辨方律师提交了数封为黄氏兄弟求情的信件，其中不乏内地和香港的高官及知名人士，比如黄孟复、胡德平、段永基等人。求情信大多提到黄宏生艰苦创业多年，从一无所有到缔造了国内数一数二的电子制造企业，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对社会作出很大贡献，等等（黄宏生没有引起很大的民愤，也大致缘于此）。

　　像黄宏生这样，既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损失（似乎是这样），也没有引起太大的民愤（也可能是上亿的案件看得多了的缘故），更有许多知名人士求情，如果按照“正常”思维，应该不会判得这样重，因为，许多类似案件中的更为恶劣的涉案人，结局都要比黄宏生幸福得多。

　　但香港法官的思维显然与常人不太一样。他显然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宅心仁厚的父母官，而是一个市场秩序、市场公平的维护者。在他看来，这个案件的性质是“非常严重”的，希望自己的判决能够“引起社会的警惕”，引起那些打算“效仿者的警惕”。因此，内地在港上市企业的老总———黄宏生，栽到他的手里，显然成了以儆效尤的最好的榜样。

　　若以理性判断，这样的一个判决，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市场而言，显然更有效率。很可能许多王宏生、李宏生、赵宏生们，因此打消了偷盗的念头，更重要的是，投资人对市场的信心得到了切实的维护。

　　把上市公司的资金向外转移，内地一般习惯称之为“挪用”。虽然从本质上讲，这种行为与翻墙入室偷盗民财没啥区别，参与挪用资金的高级管理人员与鸡鸣狗盗的小蟊贼大致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但用词的不同，显然表明了不同的监管制度、监管理念和监管态度，市场参与各方也将由此不同中品出不同的味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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